至少三十年來，有一小群嚴謹的錢幣收藏家對帶有中國戳記的錢幣很有興趣。戳記是由一個或者多個字或符號組成。中國的商人或銀行家將這個戳記加蓋在銀幣上，表明他已鑒定過這枚銀幣為真品。在1990年之前，已經發表了關於戳記的6篇文章和一本書。可惜這些作品的研究內容都是粗製濫造的，產生了一批錯誤資訊和未經證實的假設。本文將介紹僅有的一些被證實的資訊，和一些關於中國錢幣戳記的第一手資料。
首先我們應該問，中國何時開始在錢幣上加蓋戳記？已知最早提到戳記的英文文獻是177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報告。該公司在廣州的代表處向倫敦辦事處報告：
“一名中國商人潘啟官（Puankhequa）有一次告訴我們，雖然去年商人們已和我們商量，將最近鑄有面像的西班牙銀元，按支付時重量增加2%的辦法解決。現在他們和外國人（其他歐洲人）談妥，支付時100元作72兩算，不需補交低成色補貼……伍德先生懇請我們注意，“如果我們現在同意這個提議，我們將毫無所獲，他們可以在市場購買價值可能低於戳記幣2%，低於新鑄造的墨西哥銀元至少3%的面相銀元（西班牙銀元）來付還我們的票據（由印度或倫敦簽發的）……”
在向倫敦呈交的一份報告中顯示，到1799年在廣州地區銀元加蓋戳記的習俗已成慣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代表處設法獲得無戳記的銀元，並運到荷屬東印度群島（最近被英國人佔領）的安得拿島：
“……我們知道，即使在澳門，這些尚未加蓋戳記（否則就是殘損幣）的銀元也是很難獲得的，據說這些銀元僅在東部群島流通。”
  墨西哥 1799 年 MO F.M. 1/2 裏亞爾銀幣 |
  秘魯1696 年利馬四裏亞爾銀幣 |
根據這些資訊，大約在18世紀中葉，中國似乎便開始在錢幣上加蓋戳記。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在福建省有一批西屬美洲的塊幣和輔幣被發現。其中，從1640年到1690年代鑄造的許多錢幣都有戳記。如果這批錢幣實際上是在1700年左右被埋藏的，那麼加蓋戳記的時間應該比東印度公司報告中第一次提到的時間至少早75年。從17世紀30年代以來東印度公司一直在中國進行貿易，早在1776年之前就應該已經見過戳記幣。
17世紀中葉在墨西哥鑄造的一批8裏亞爾大銀幣和銀輔幣於1988年出現在香港的錢幣市場。鮑勃·雷斯（Bob Reis）於1989年5月30日發表在《世界錢幣新聞》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其中9枚。雷斯認為直到18世紀末這些錢幣才流入中國，並在那時被加蓋戳記，但這些錢幣也完全有可能在17世紀末流入中國。西雅圖的錢幣經銷商斯科特·塞曼斯（Scott Semans）後來獲得其中一些錢幣，並將它們列在他的價目表上出售。這些錢幣上大小戳記都有。
沒有關於這兩組錢幣的更多資訊，我們不能確定它們是何時被埋藏的。然而，它們確實表明了錢幣加蓋戳記始於17世紀90年代或18世紀初的可能性。
我們應該問的下一個問題是，錢幣戳記在中國哪裏開始，又在哪裏試行？經過多年對戳記的研究，我的答案是錢幣加蓋戳記是始於印度，並由隨同英國人前來中國貿易的印度商人帶入中國。顧名思義，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是英國為了發展與印度的貿易而組建起來的。從17世紀和18世紀在印度沿岸建立的堡壘開始，到19世紀，該公司實際上統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區。該公司在印度的港口是對華貿易的基地，因為在19世紀以前，中國人只允許外國商人在特定的貿易季節進入中國，並且除了貿易季節以外，不允許他們留在中國。每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駛向中國的船上部分船員是印度人。正如印度錢幣收藏家所知道的那樣，銀幣在印度被加蓋戳記已經有好幾個世紀了。
事實上，戳記中使用的英文單詞“chop”來自印地語單詞“chhap”，意思是印章或公章。根據《牛津詞源學詞典》（Oxford Etymological Dictionary），這個詞在17世紀首次出現在英語中（也就是英國與印度的貿易建立之後），指的是印章或官方認可的標誌。在中國的貿易中，這個詞被用在這個意義上（例如：“官員在檔上加蓋印章”），後來又表示商品等級或品質的意義。在19世紀初，茶被分為“一等品”或“二等品”，即一等或二等品質。有一段時間，鴉片和絲綢也曾被這樣分類。中國硬幣上的戳記不僅表示硬幣（品相好的銀幣）的品質，而且有時也與官商簽署檔的印章相似。
顯然，中國錢幣戳記是在廣州開始的。1842年以前，這是中國唯一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儘管在1842年以前，在廈門、泉州和漳州等一些其他南方沿海城市（全部在福建）確實有少量的非法貿易，但大部分（也許98%）都是在廣州進行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地方官員正式任命了幾名商人組成財團，辦理對外貿易業務。在西方被稱為行商體系，這種安排被證明對貿易雙方都有利。外商將中國的商品如茶葉、絲綢、瓷器和漆器帶回國。但在17世紀和18世紀年間，中國人想要的唯一的西方商品就是白銀。來自英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德國、丹麥和美國的船舶向中國輸送了數噸的白銀，其中大部分是在西屬美洲的礦山生產的。
  墨西哥 1659 年 8 裏亞爾銀幣 |
  大不列顛帝國戳記硬幣：5先令銀元 |
所有這些銀元都是通過少數行商帶入中國的。他們可能在每個錢幣上加蓋了第一個戳記。由於我們知道這些行商的名字，錢幣上1842年之前加蓋的幾個戳記有可能就是出自這些行商之手。當然，問題是瞭解這些錢幣何時被加蓋了戳記？人們可以關注1,800年以前鑄造的錢幣，如果能注意到雙柱銀元而不是人像銀元，那就更好了。1842年之前埋藏的大量的戳記銀幣對確定特殊戳記的年代也是非常有用的。
從19世紀住在中國並看到加蓋戳記的人們的記述中也可以瞭解到，加蓋戳記不僅在廣州開始實行，而且由廣州的商人帶到中國的其他地方（或許還有海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見證者在記述中反復陳述，只在長江以南的某些地區才在錢幣上加蓋戳記。在上海和北方的地區，錢幣上不蓋硬戳，而是加蓋墨戳（軟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在江南造幣廠（南京）和北洋造幣廠（天津）鑄造的錢幣上發現墨戳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少從北方和內陸造幣廠（如北洋、四川和雲南）發現硬戳幣的原因。麒麟集團（Kirin）位於遙遠的北方，因與福建等南方港口之間有大豆貿易，有時會發現他們的錢幣上有戳記。
  1799 年美國 1 圓銀元 |
  1901 年江南省造庫平一錢四分四釐銀元 |
那為什麼廣東的錢幣上經常會出現墨戳呢？在19世紀70年代，香港試圖禁止在該殖民地使用戳記幣，但由於發行量過多，禁令被撤銷。後來在20世紀早期，在香港硬戳幣被禁止使用，商人們轉而使用墨戳（軟戳）。當時廣州的商人也可能轉而使用墨戳，儘管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書面證據。
雖然我沒有看到任何書面證據支持上述推論，但與英國人共事的印度人可能已鑒定了帶入中國的錢幣，並將其加蓋戳記，這是有可能的。這可以解釋錢幣加蓋戳記這一做法是如何傳給中國人的。唯一可以證明這一點的證據是（除了幾個世紀以來印度人一直在錢幣上加蓋戳記，以及“Chop”這個詞來自於印度語這一事實），許多戳記並不是中國字，而是小的幾何圖形——類似於在印度使用的戳記。這種戳記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的錢幣上發現的，而且在東印度公司結束在中國的運營之後，於19世紀鑄造的錢幣上也可以發現。如果這些小小的幾何圖形戳記是印度人加蓋的，那麼我們可以通過1842年以後許多印度人定居在廣州和上海（或許還有其他沿海城市）的事實來解釋19世紀錢幣上出現的戳記。
西方稱之為貨幣鑒定人（shroffs印度裔的另一個詞）的專家辨別銀元真假並加蓋戳記。銀行和其他大公司經常聘請這些專家，據說他們中最資深的一位來自廣東順田周邊地區。因為在19世紀中葉年間，有一個大假幣集團在那裏經營了數十年，據說該地區的當地人是辨別偽造、變造銀元的專家。
1842年之後在中國經營的大型外國公司和銀行也可能有戳記幣，雖然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大多數在中國經營的外國公司都聘請了一位中國的經理人，被稱為買辦，擔任外商和其他中國商人的中間人。買辦安排供貨，經常洽談生意，必要時雇傭中國員工，包括貨幣鑒定人。買辦獨自負責一個外國公司的大部分日常業務，包括對公司所收取的銀元的真實性鑒定。可能是由買辦聘請的代表外國公司的貨幣鑒定人以外國公司的名義給錢幣加蓋了戳記。這也許解釋了人們有時看到銀元上有西方字母戳記的原因。但是，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書面證據。
一些收藏家聲稱，在中國以外的地區使用小戳記，在中國使用的是大戳記。我從來沒有看到有絲毫證據支持這一說法，而且我還沒有看到任何書面證據表明戳記實際上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加蓋的。我猜想住在泰國、馬來亞、菲律賓和東印度等地的廣州商人可能已經在那裏給錢幣加蓋了戳記，但是證據不足。
出版於1848年的遊記《在中國的五年：1842-1847》一書中，英國皇家海軍中尉弗雷德里克·E·福布斯（Frederick E. Forbes）寫了下面這段話。福布斯於1842年到1847年間在中國（在此期間他收藏了很多中國錢幣），這段話是關於1846年初他去浙江寧波的一家中資銀行的見聞。他的一位英國商人朋友想要兌現一張面值幾百銀元的中國銀行匯票，但是一次只想拿100銀元。
“我的朋友沒有再徒勞地請求允許一次只拿一百銀元，每次拿走的銀元數額都記在一張單子上。他一說明所需的數額，有四名員工就來到一個小桌子旁，旁邊有一個巨大的釘有鐵釘的保險箱。這個箱子剛一打開，一兩分鐘內每個人就有了各自的工作。一個人計數，第二個人清除舊標記，第三個人用銀行的印章（印度的墨章）重新加蓋，而第四個人用吸墨紙將浮在表面的墨水吸幹。這種蓋印的目的是如果發現有任何偽造的錢幣上蓋有機構印章，那就要更換。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過;另一方面它阻止了任何狡猾的人將劣幣帶到銀行，還假裝這些錢幣是從這裏支取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通行許可辦法，它告訴我們，加蓋戳記不僅有利於銀行家（因為如果他能在錢幣上找到他加蓋的戳記，就不必再鑒定一次錢幣），而且保護了客戶，客戶有權退回後來被證明為假幣的錢幣。這個資料還告訴我們，早在1846年就有人在使用墨章，而顯然錢幣上的硬戳並不是在中國南方寧波加蓋的。
下一篇由弗蘭克·G·卡彭特（Frank G. Carpenter）撰寫的論文發表在《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上，並在1894年10月的《銀行家雜誌》上轉載。19世紀90年代早期卡彭特曾多次旅居或者訪問過中國。他描述了在南京造幣廠和廣州造幣廠看到的機製銅錢。關於加蓋戳記（顯然在上海）他說：
“銀行家用他的私人印章在其支付的每一枚銀元上蓋上戳印，甚至在墨西哥銀元上用印度墨章加蓋。每個大銀行或公司都有一個員工，把所有收進來的銀元都裝進一個木板的許多孔中，這樣放進去的時候它們的頂端就和木板平齊。然後，他拿起刷子和水，把它們清洗得又白又乾淨，好像剛從造幣拿出來一樣。現在他在每個錢幣上都加蓋戳印，這意味着他擔保這些錢可以用於支付。”
  1984 年危地馬拉 1 比索銀幣 |
  1879 年墨西哥 8 裏亞爾銀幣 |
1896年10月30日上海《華北先驅報》報道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錢幣戳記。
“一周前，武昌（湖北省）發的一個聲明也在此地發表了。所得到的消息，其大意是，現在銀元和小錢都可以在此地（湖北省安陸府）流通，而且一個銀元將有固定的價值，即一千文銅錢，因為現在錢是按照總督的命令發行，而不是任何私營銀行或者個人。但是，如果白銀的價值發生變化，那麼會及時通知人們，新確定的銀元價值。公眾得到適時的警告，要拒絕偽造的銀元，如果任何人有任何疑是劣質的銀元，都可以把它們帶到街上即將敞開的政府辦公室，每一枚劣質銀元換兩枚銅錢，而且它們會被鑒定並蓋上戳記。”
這個消息中所指的錢幣是1895年首次鑄造的湖北龍銀。由省政府安排了這次公開鑒定，這個戳記被認為可能是二次加蓋的戳記而不是一個戳記。
  1897年西班牙菲律賓 1 比索銀幣 |
  1895 年湖北省造庫平七錢二分銀元 |
中國大清皇家海關在1910年浙江溫州港口的年度報告中說，每年流入溫州的大量戳記銀元，不在這裏流通，都被運走。只有未加蓋戳記的墨西哥銀元才會被用於流通。這告訴我們，即使在華南溫州，錢幣也沒有被加蓋戳記。上面引用的那段話告訴我們，在浙江省的另一個重要的城市寧波，錢幣也沒有被加蓋硬戳。
從1802年起，特別是1842年以後，住在中國各地的英國領事官員紛紛就中國的情況向倫敦發回很多報告。這些報告被收集並發表在一部很多卷的長篇叢書《英國議會檔集》裏。關於中國的篇幅至少有41卷，涵蓋了1802年至1899年間的一般主題。第36至40卷涵蓋了英國與中國的貿易，包括在中國使用的貨幣（中國硬幣、中國紙幣和外國錢幣）的大量資訊。第39卷第50頁載有一篇1856年的關於中國偽造錢幣方法的報告，包括各種類型的戳記幣或劣質幣的名稱。報告中提到了大小戳記，但可惜的是我沒有這個報告的副本。我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發現了這套叢書，大概在其他大學圖書館也可以找到。《英國議會檔集》其餘篇幅報道了其他國家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