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出訪七國亮點中德恩怨及作者收藏的博斯佩戴和獲贈的勳章

圖1  1896年時法國報紙對李鴻章的報道
 

1896年3月18日到10月3日，中間共190天，李鴻章以73歲的高齡訪問了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和美國等七個國家（圖1）。隨他的造訪，一股中國旋風隨之席捲了歐美。當時，中國人的形象是正面的，人們對李鴻章以 “滿大人”稱之。

先生的這次出訪須由中日甲午戰爭說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後，李鴻章被派往日本，和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回觀當時的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局勢，甲午戰爭始于英日的聯盟，英國人為了遏制俄國人，因而扶持了日本人。英國在鴉片戰爭之後，占盡了所有的經濟利益；法國因為是天主教的護教國，所以法國依靠着教會，強烈的影響中國的百姓；美國政府在奉行門羅主義之下，不願意也不肯捲入他國的紛爭；當時的德國沒有任何殖民地與中國接壤。

西方諸國見日本所得利益更是分外眼紅。首先，俄國人聯合德國、法國，出面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對中國人而言，親善俄國很自然地成為外交的首要政策，意圖用俄國人來遏制日本人。在甲午戰爭進行時，俄國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病逝，其子尼古拉斯二世繼位。這位末代沙皇準備在1896年5月舉行加冕典禮。清廷打算派當時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作為唁賀專使，但是當時的俄國公使認為王之春品位太低。最後，朝廷以慈禧懿旨宣佈派李鴻章為正使，邵友濂為副使，李之長子李經方和次子李經述隨行，同時指派李鴻章出使並且訪問德法英美等大國。（圖2）

圖2  李鴻章（左2）與長子李經方（左3）、次子李經述（左1）、三子李經邁（左4）
 

當時李鴻章出使俄國的外交任務有兩件事，第一是聯合俄國，第二是增加關稅。這在當時是一個破天荒的舉動，朝廷終於把自己以平等的地位而參與國際政治。當時的關稅在列強諸國鎖定為5%，但是為了支付對日本的巨額賠款，清廷希望能夠再增加5%，但是苦於無力自主。

李鴻章在1896年的3月14日到達上海，當月18日出發走海路，5月初到了俄國，18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李鴻章受到最為熱烈的歡迎（圖3）。又在一連串的密室會議中，答應了俄國人“借地修路"的請求，就是借用中國的土地修俄國人的鐵路，進而達到俄國佔領東方的不凍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目的。當時俄國人出於私心，專門派專員到當時剛修好了的蘇伊士運河北邊的出口塞得港（近地中海）去迎接李鴻章，以防李鴻章先訪問德國或者其他的國家而受到他們政治上的影響。

圖3  李鴻章出訪俄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在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一行人進入了德國的國境，當時的德國皇帝是威廉二世，皇室以國家元首的規格接待這一行人（圖4）。德皇親自陪同李鴻章觀看軍事表演。

在李鴻章訪問德國的同時，日本軍事政治家山縣有朋也同時在訪問德國，但是他就沒有能夠享受這些高規格的接待。
 

圖4 李鴻章與德皇威廉二世
 

圖5 李鴻章拜會俾斯麥相關報道節選© 俾斯麥基金會檔案
 

李鴻章拜會俾斯麥公爵，會見的時間大約有兩小時，之後俾斯麥很客氣的把李鴻章送上了他的馬車。

李鴻章訪問德國時的趣事之一，是在宴會中他們唱國歌，問中國的國歌如何唱。因為當時尚沒有中國國歌，他就唱了一段廬劇，那是安徽合肥的老戲，比之京戲還要早得很多。在訪問柏林的趣事，是他參觀了工業大學 (Charlottenburg Polytechnic)，之後他同意讓Professor Slaby為他做X光的實驗——當時叫倫琴射線 (R. Ntgen Ray)。在X光片上，可以看出他左眼臉頰上的中彈疤痕，這也證明了他當年在日本確實遭人槍擊。

在訪問途中，李鴻章特地到埃森市的克虜伯（Krupp）公司去參觀。他見到在陳列館中該公司起家的三間小屋。這個小小的打鐵鋪，後來變成影響世界風雲百年的大公司，先生非常的感慨。

德國在普法戰爭之後才逐漸的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普魯士王國是在拿破崙的侄子路易拿破崙二世時代成立，一般稱為第二代法皇時代。

普法戰爭（從1870年到1871年中間）奠定了普魯士在歐洲的強國地位，也為德國的統一鋪平了一條路。（圖6）

圖6  1871-1918年間的德意志帝國版圖
 

李鴻章一向對法國人的看法不是太好。他目睹了德國人的新興，從那時候起便開始學習德國。

在日俄戰爭之後，英國處於中立的地位，他們不能夠賣武器給中國人，清廷於是把所有的軍火採購都移向德國。

到後來連海軍軍艦也改由德國人定制，包括了定遠艦、鎮遠艦（圖7）都來自於德國。艦上大炮自然也是克虜伯製造。這種影響對德國人的信任，直到今天仍為國人深信不移。在講到新興的德國，我們不能不提到克虜伯公司和這個公司的所在地埃森城。
 

圖7  鎮遠艦
 

埃森城位於德國的中西部，在萊茵河畔，科隆城就在埃森城的西南近方，今天是努爾區第二大城，有在歐洲廣大的幅員，有森林和湖泊也有煤礦和鐵礦。（圖8）

圖8  2007年的聯邦德國地區版圖
 

在老克虜伯（1812-1887）成立的時候，城中只有4 000人。當時克虜伯只是一個有三間簡陋房舍的打鐵鋪，做些當地所需要的小買賣，打造一些農具。一直到了克虜伯研發出鋼，又用他制出槍和炮，克虜伯公司才逐漸成為了歐洲最大的軍火製造商。後來，連在美國最初的鐵路所使用的鋼鐵也是由克虜伯製造。

早在1866年6月，清政府便派了第一個外交使節團訪問德國，得到了克虜伯公司的熱情款待和尊重。當時尚未統一的德國表示並無侵略中國之心。李鴻章在1871年購買了328個克虜伯所製造的大炮，並且由德國軍事教官，來華指導淮軍並且定下了合作的條約。在福建廈門的胡裡山炮台，建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其中有一門大炮，即使在今天，仍是世界紀錄中最大的最古老的海岸防禦的大炮（2000年吉尼斯世界紀錄）也是克虜伯製造的。（圖9）

1876年，中國送了第一批七名淮軍前往德國學習。到了1880年，又從當時已設立了的北洋武備學堂選拔了五名學生前往德國留學，其中一名就是段祺瑞。

在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之後，李鴻章在清廷和國人的聲望，已經大大的下降，但是因為俄皇室的要求，李鴻章方能帶着長子、次子出使各國。他最大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說服俄國人，並且使用他一向的政策，“以夷治夷”來限制日本人的囂張。德國之行只是附帶的訪問，因而並沒有帶給德國的大禮。當時新興的德國在外交上也遠不如英俄的老道深沉。

李鴻章的出訪，並沒有帶着採購軍火的使命，這讓德國人大失所望，進而轉為滿腔的怨恨。這可以在1896年的若干年後，德國對中國的態度上看出來，德皇威廉二世（圖10），更是說要中國人在千年之後，仍然不能小看德國人。德國當時報上的文章也用“黃貨”等（yellow and junta）字眼來形容中國人。
 

圖10   德皇威廉二世

圖11  膠州灣地圖

又過了兩年，到了1900年，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ler）也說為了德意志的尊嚴，隻身行走於北京，因而和清朝的軍隊起了衝突，結果被殺。這終於引起了有名的八國聯軍大戰的爆發。

在八國聯軍的作戰中，德軍是最後到達的，可是當時聯軍已經佔領了天津和北京。當時聯軍已經決定不傷害北京城，但德軍依然對京津地區做了最殘酷的掃蕩和屠殺，下令聯軍入城，可搶奪三天，實際上他們搶奪了八天，包括在故宮。為了羞辱中國人，他們又在紫禁城閱兵。在之後簽訂的條約中，他們的要求更是苛刻。（圖12）

這張歷史性的照片是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參與的軍人在北京所拍。由左至右排列為英、美、澳、印、德、法、奧匈、意、日。值得注意的是，參與之國多於八國，以白人優先順序排列，前三人位英、美、澳。
 

中德的恩怨，可以說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終於算是有了一個了結。但是它的影響是自李鴻章的淮軍開始，就似乎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即便如此，中德之間仍有貿易往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為了要建設長江沿岸的炮臺，甚至連水泥都是由德國進口的。今天中國的陸軍，仍然可見到他們當年德國人的影響，例如行走正步的方法。
 

在中國近代史中，爆發的第一次以青年學生為主的運動是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也不能不說是和德日兩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日本暗中出資，幫助北洋軍閥大臣李鴻章的學生段祺瑞建立了一支軍隊，參與了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9年的戰爭結束後，中國成了戰勝國。依據《凡爾賽和約》，戰敗的德國需要把膠州灣所佔領的一切士地歸還給中國，但是當時中國沒有穩定的政府,加上日本和袁世凱先前簽訂的21條條約，戰前出資的日本很自然地就堂而皇之地用軍隊搶佔了膠州灣。

這一舉動也就導致了當時青年學生們的憤怒，進而成了影響中國後世的五四運動。當時作者的家父何孟吾（何皓若）先生正是清華公學的應屆畢業生。他帶領清華學生，出外遊行。事後學校為平息當時學生的動亂，沒有讓他在六月畢業，一直到來年春天，方才給他頒發了畢業證書，之後才得以前往美國深造。

德國人在中國士地上的利益也就是隨着日本的野心而完全喪失，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卻並沒有消失。

李鴻章本人在回國後，一直沒有再為清廷重用。雖然他本人對新興的德國十分佩服，但是卻不能再對清廷的政策有所影響。但是我們也不難由當時的克虜伯公司所在的埃森市長所受到世人的尊重，看出世人對新興德國的敬重。
本文中介紹的是當時埃森市長所佩戴的勳章，以及各國所發給他的證書。當時的市長名為戈塞塔夫·博斯 (Gustav Poser)。他出生于歐洲有名的世家，對當地有相當的影響力。

博斯先生的勳章和文件，是Draskovic的收藏。（圖13至圖20）這些東西是在十多年前一次歐洲拍賣中以近萬美元購得。在眾多的勳章中，我們不難看出在19世紀末期歐洲大多數的城邦國，對新興德國的支援，主要在於他們對克虜伯公司的敬畏。克虜伯公司擁有的強大的軍事能力，使他們不能不對新興德國稱臣。
 

圖13  博斯先生佩戴的勳章

圖14  博斯先生收藏中的兩份文檔

圖15 （圖13中）右1的暹羅之冠勳章及相關文檔

 圖16 （圖13中）右2的德皇威廉二世勳章及相關文檔

圖17 （圖13中）右3的梅克倫堡-斯肯韋林大公勳章及相關文檔

圖18  （圖13中）右4的東德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大公勳章及相關文檔

圖19 （圖13中）右5的德國中部薩克森-安哈爾特的勳章及相關文檔

圖18 （圖13中）左3的日本勳章及相關文檔

在這些文件中，有兩件是由中國大使館所發出的。第一份是在1895年，由駐俄大使王之春在聖彼德堡所發出的贈勳文件，時間是1895年5月25日。

王之春作為駐俄大使，似乎並沒有太多的職權，並不如今天我們認為大使所能代表的職權。他的贈勳儀式多為職業外交所需，位格似乎並不能完全代表朝廷，這可以由俄方堅決的反對由他代表中國出使尼可拉斯的加冕典禮得知。我們可以在這份文件中不難看出，當時的滿清朝廷並沒有十分看重克虜伯公司，勳章顯然是在李鴻章訪問之前就已經發出，這似乎只能代表駐俄大使王之春當時為了建立個人社交關係而贈予。當時的滿清朝廷並沒有放下他自己天朝的尊嚴。這從當時日本所發出的為八級二等勳章便可看出。在古代的中國，朝廷的官員，是不能直接和縣市以下的官員們商談的。這中間有非常嚴格的品位關係。

另一份文件，是由羅豐祿在1898年1月21日在柏林大使館所發出。文中提及在李鴻章1896年訪問之後，在1899年決定贈予博斯四等雙龍寶星勳章（圖21）。

羅豐祿是福建閩縣人，他畢業于福州船政學堂，在1877年赴英留學後，入英使館，擔任翻譯。之後又為駐德公使館翻譯。在1880年2月回國後，入任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英文秘書。1896 年賞四品京卿，任駐英兼意比三國公使。在1899年李鴻章才發給雙龍寶星勳章給博斯先生。這是在李鴻章訪問後兩年才發出的。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德國人在李鴻章的訪問後對中國很多不恭敬又不友善的態度所引起。他們希望能借着發給更高的等級的勳章給羅豐祿，從而清廷可以頒發更高等級的勳章給博斯。進而改善當時的國際關係。鑒於當時滿清政府並沒有製作四等的勳章，所以使用的都是三等的勳章。

歐洲人在十字軍於10-13世紀末東征回來後，到16世紀初在德國東部的紐倫堡又把原有的天主教堂改成了路德教會。教會以頒發勳章給回來的軍人作為為獎勵。於是佩戴勳章成為時尚和社會地位的象徵。勳章一般佩戴在左胸上。若非本人的勳章而為父兄的可以佩戴在右邊。當時很多外國人到中國工作，他們都希望在回國後能有中國的勳章可佩戴，但是滿清並沒有這種傳統。初時只是一些地方官製作的功牌（圖22）。受到這種外在因素的影響，清廷也開始慢慢的有了製作勳章的意念，雙龍寶星勳章於是應運而生。勳章最早的是在奧地利製造的，之後也有在俄國製造的。最初的是方形或者是長方形的。因為和歐洲傳統的勳章形式很不同，歐洲人有在勳章後面自己加上星芒形狀的金屬。一些大型的圓形勳章是之後由俄國的珠寶店製作。雙龍寶星勳章在李鴻章出訪時方才製造出一批，這可以算是第二版的勳章。他出訪的官員也有佩戴的記錄，但是當時是由誰製作的，並不十分清楚，等級和使用的珠寶都沒有詳細的記載。

作者在購得這批文件和勳章的時候並沒有中國的勳章，可能在拍賣時被分開或者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分離，實不得而知。在作者的收藏中，四等雙龍寶星的勳章並不存在，在當時都是以三等賜之。一般認為一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後，方有統一的製作。隨着清朝的沒落，雙龍寶星也成為歷史名詞。

在本文中有作者收藏的一枚三等雙龍寶星和一枚是屬於四等或者五等的雙龍寶星勳章。在形式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四等以下的雙龍寶星勳章沒有星茫，相信這些都是在光緒末年，就是在1906年之後製造的。因為沒有相伴的文件，很難認定確實製作的時間。從本文中可知西方勳章的贈予都是伴有相關正式的文件。但有關雙龍寶星勳章由正式朝廷發出的文件一直未能見到。本文中介紹的兩份由大使館發出的信件上雖然有大使館的官印和大使的簽名，信紙也有浮水印，但這似乎沒有當時西方國際的規格，這也正好印證了初開外交時滿清朝廷的缺乏經驗。

2021年，又是一個辛丑年，正是當年八國聯軍入侵，1901年中國戰敗簽訂《辛丑合約》之後的兩個甲子。當時的賠款總額相當於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要給列強賠一個大洋，更加無理的是所有縣市都要張貼告示：“不可對洋人無禮”，這導致中國人對洋人不平衡的心理。中國人直到今天方能有抬頭的機會，在外交上亦能平起平坐，“比之當年李鴻章出訪他國之時己是大大的不同”。
回觀李鴻章先生一生，對滿清末年的政策，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他的影響實在是非常深遠的。人們說李鴻章是“中國外交第一人”，這除了說明他的成就和影響外，還不如說他是第一個把中國帶入國際舞臺的創始人。我們在本文中見到的黃、王、段和羅都是他一手帶出來的學生。這些人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在他之後數十年中國的行政和外交。
先生的成就，除了得利於他本身的才氣外，他個人開放的性格，和不斷學習的態度，也幫助他，成就了他一生的事業。用中國人的說法他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也是一個無雙的國士。

圖21  雙龍寶星勳章

圖22   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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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之一的何緯渝先生是知名學者，曾是美國洛克威爾國際科學中心的高級科學家，負責多個項目，包括航太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范治南女士，化學博士，曾參與白血病藥物研發工作。《東亞泉志》第13期刊載的《欽差大臣驚世之旅——記李鴻章訪美破冰之行》、15期刊載的《珍妮特號極地遠征記——華人唐先榮獲美國國會獎章》、18期刊載的《澳門文件》也均是出自何氏夫婦。其中，《澳門文件》一文獲得了第一屆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錢幣文學獎。

何緯渝先生家中何浩若將軍的照片
 

作者何緯渝先生家世背景顯赫。文中提及的其父何浩若將軍生於1899年。1913年，考入北京清華學堂，與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聞一多先生，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薩本棟先生，前政務院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第一屆人大代表羅隆基先生成為同學。五四運動期間，曾帶領清華發起學生運動，因此而受到延期畢業的處罰。

王造時，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曾這樣評價過何浩若將軍：“羅隆基與何浩若得到城內各校學生舉行示威，火燒了趙家樓，學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後，天時已快到黃昏，但他們還是趕進城裡進一步打聽詳細的情形。當時知道各校為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學，決定一致罷課之後，即連夜趕回學校，次日緊急開會，決定與城內各校取一致行動。以學生領袖的身份，走在示威遊行隊伍的最前列，成為一名勇敢的‘五四’戰士。”

何浩若先生後收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1923年，轉入威斯康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而後轉入洛威治軍校習騎兵，1927年畢業。自洛威治軍校畢業回國後，加入國民革命軍。擔任黃埔軍校第4期政治教官。而後，擔任了第46軍參謀長、第10師第59團團長。1935年至1937年間，何浩若先生先後出任湖南省政府及河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奉命調查湘、鄂、粵、桂、川、滇、黔七省財政金融。1939年3月赴重慶。1940年1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三民主義青年宣傳處處長，旋任《中央日報》社社長、經濟會議副秘書長。1942年初任物資局局長。1943年1月起任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副秘書長、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行政院綏靖區政務委員會秘書長。1948年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隨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同年12月以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赴美國工作。此外，何將軍還曾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外事局局長一職，負責重慶地區的軍事譯員培訓。而在抗戰時期，重慶是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軍事的中心，在軍事譯員的徵調、培訓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何將軍在內，先後有蔣介石、陳誠、商震等國民政府要員及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上將到譯員培訓班講話。1945年2月2日，譯員結業師生歡宴，何浩若將軍、魏德邁將軍等均興奮致詞，願“中國大道”永維世界和平。

何家是書香門第，和毛澤東主席家就住在同一條街上，加之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發行金圓券之事，何將軍提出反對，因此他升任財政部長的任命遭到了蔣夫人反對，轉而從1949年到1960年被派至紐約擔任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代表。國畫大師齊白石先生也與何家交好，曾贈畫予何浩若將軍。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主席、齊白石大師和何將軍均出自湖南湘潭。 

何浩若將軍和國軍抗日十大名將孫立人將軍是校友，兩人也曾共事，私交甚篤，孫將軍甚至收了何將軍之子，即何緯渝先生為義子。
作者何緯渝先生的父亲何浩若先生曾在多所院校任職，教導了一代國內的財經人才。先生教學深入淺出，風趣而又能鼓舞人心。早年回國後，在二戰前，曾經參考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政策，在國內設立配給制度，方才維持了戰爭前後數十年中國經濟的穩定。一生著作等身，多為財經書籍，晚年任國防研究院院長，培訓各處公職人員，最後著作1922年出版《我們的責任》。用歷史時勢為背景，鼓舞一代青年人應以國家民族為己任，放大眼光，由繼往而開來。先生集文治與武功于一身，畢生貢獻國家及民族，實可為萬世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