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的緣起可以追溯到1986年，當時有人正要求我寫一篇關於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紙幣收藏的插圖介紹。收藏的主要部分是銀行自己發行的紙幣。匯豐銀行從1865年成立至今，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紙幣發行機構。它在中國、日本和馬來西亞的分支機構也曾發行紙幣。雖然收藏量很大，好在有一份列印的紙幣目錄（由銀行檔案部提供）和一套收藏品的影印本（由威廉·巴雷特提供）助力，我便開始試圖瞭解這家銀行作為紙幣發行者的豐富的活動歷史。
我的第一反應是尋找有關這個主題的已有出版物，但除了以下之外沒什麼發現：朱迪斯·瑟爾（Judith Sear）曾發短文探討過匯豐銀行的一些不尋常問題，以及史密斯(W.D.Smith)和馬特拉弗斯(Maltravers)、馬奧(K.O.Mao)、蘭姆(R.Lam)的目錄清單和皮克(A.Pick)的《世界紙幣標準目錄》(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Paper Money)。瑟爾的文章只提到了與本文主題相關的兩種紙幣，這兩種紙幣都是例外（一個是1866年在橫濱分行發行的1865年香港紙幣；另一份是1888年銀行業務招標的印刷商所做的試票，兩種都在銀行的收藏中）。這些都是銀行在那段時期發行紙幣的有用佐證，但並不直接相關。馬奧的《中國紙幣史》（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Currency）一書則長篇大論，但注釋說明糟糕至極（少數在其他地方根本見不到），毫無幫助，間或有一些沒什麼信息含量的評論。史密斯、皮克和蘭姆的目錄清單倒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數據、簡短的描述和插圖，但沒有明確說明紙幣發行的過程。他們都按照面額和日期順序記錄了作者看到的紙幣，但沒有對我即將完成的任務提出解決方案。
綜上所述，我不得不從最基礎開始做起，所以我把所掌握的銀行收藏內容與馬奧、史密斯、皮克、蘭姆已出版的一些成果結合起來，想看看能從紙幣方面找到什麼發現。同時，還在我的材料中添加了部分私人收藏（來自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影印鈔票。通過這種方式，我收集到了大量銀行發行紙幣的細節，正是從這些紙幣本身，連同銀行和收藏家提供給我的一些書面證據，我獲得了所需要的信息，得以重述匯豐銀行紙幣的生產和發行概況。本文僅對匯豐銀行在1865年至1898年期間發行的紙幣進行研究，但1872年發行的1港元紙幣除外，因為它們值得單獨對待（我希望在未來可以有機會呈現）。
文中還闡述了我在對這些紙幣進行分類時使用的方法，以證明分類是研究紙幣的核心路径，也可作為理解紙幣本身歷史、發行銀行及其貨幣活動歷史和紙幣發行歷史的一種手段。我採用的分類基本框架在所有目錄列表中都有使用，皮克和蘭姆的分類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的目的是更深入地研究分類標準，不僅是為收集和評估票據提供指南，而且也意在編製一個框架，闡明紙幣承載信息的重要性，因為紙幣本身就是歷史文獻。
大多數紙幣屬於現代歷史研究範疇，而現存的文獻往往會掩蓋當代實物本身作為最初證據的重要性。事實上，印刷商和銀行檔案不斷流失和銷毀，倖存下來的紙幣逐漸變成了證明自己生產和發行的最直接、信息量最大的證據。本文所選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匯豐銀行一直致力於保護自己的歷史，其檔案至今基本完好無損（僅因戰爭和革命的環境而受損），由於是香港官方貨幣的主要提供者，匯豐銀行的大部分公共活動在英國政府的官方報告和檔案中都有記錄。然而，印刷公司巴克利&弗萊伊（Barclay&Fry）的檔案已經完全散失或銷毀。多虧了一位收藏家，一些散失的材料才得以重新復原，但也只是這批曾留存過的檔案中很小的一部分。
此類損失過程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埃裏克·鮑威爾（Eric Powell）先生的票樣冊，他是巴克利&弗萊伊在遠東的代表。這本票樣冊於1987年10月1日在蘇富比倫敦拍賣行進行拍賣。由於票樣冊本身已經拆散，所以沒有出售。這些紙幣被分成幾批，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其中一些明顯反映了票樣冊中紙幣的分組。1867年至1899年，匯豐銀行在香港發行的全部紙幣票樣共有49張，分成二十五個批次，帶有簡短的描述，其中提到了顏色、面額和日期；關於紙幣的手稿注釋（主要是日期）也有涉及。然而，只有一張關於紙幣單面的注解。幸運的是，49張票樣中有47張被一位收藏家買走了，作為這次調查的一部分，我對其中的大部分進行了研究。49張票樣中有5張是1元面額的，因此本文內沒有涉及。其餘的44張票樣占研究過程中保存下來紙幣的25%。如果紙幣在拍賣的過程中被拆散，那麼它們所提供的證據將不復存在。收藏家同樣對巴克利&弗萊伊印刷史持有興趣，這也使一些其他重要的信息得以保留，涉及匯豐銀行1865至1898年的紙幣，這些信息已被納入本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在這裏以表格的形式呈現，概述了紙幣製作在各個階段的時間進度。由於在第三階段之後，5元面值紙幣的設計不同，因此，雖然5元面值紙幣的生產與其他面值紙幣的生產是平行的，但5元面值紙幣的品種也會按不同階段列出。
分類的第一步是收集盡可能多的紙幣細節。當我完成1987年那本書的工作時，還沒掌握巴克利&弗萊伊樣本的資料，所以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對1987年提出的分類進一步完善。從那以後，我也花了更多的時間，通過直接研究威廉·巴雷特收藏的樣本（包括埃裏克·鮑威爾的樣書）來觀察變化過程，這為分類增加了更多的細節。在上述範圍內，本研究記錄了161張紙幣。除了這些，我還納入了三種當時的偽鈔和四種為香港發行但分支機構超額印刷了的紙鈔。蘭姆還列出了多達七種紙幣，但由於缺乏報告的信息或可能是錯誤的識別而無法囊括在內。
現有的紙幣數量有限，突出說明了對紙幣進行分類，研究其製作和發行歷史所涉及的問題所在。本研究涵蓋範圍內在香港發行的紙幣估計有1000000張。我只記錄了49張已經發行的鈔票（大約0.005%），它們保存下來的隨機性（例如沒有500元的鈔票記錄）意味着這樣的數字很難成為一個有代表性的數據樣本。
其他112張紙幣（本研究記錄了161張，已發行49張）對於分類來說更有用得多，它們作為印刷的樣本和證明，得到了更具目的性和系統性的保存。幾乎可以從樣本和樣張中重建出印表機製版和印刷活動的完整記錄，但從已發行樣本找不到什麼重要的補充信息。製作過程要求印刷公司用凸版印刷的方法在每一張紙幣上添加各種元素。他們會通過單獨的步驟分別添加序列號，1884年之後添加銀行總經理的簽名，1888年至1893年添加了首次發行的日期。從1893年（5元紙幣1891年發行）開始，日期添加步驟進一步提前，成為主要印版的一部分，因此才會出現在紙幣樣本上。每張紙幣在發行地都會有手寫信息補充，最初是經理或總經理和會計師或總會計師的簽名，以及第一次發行的日期。後來這些手寫內容逐漸被上面所列的印刷增簽所取代，但是所有紙幣上還是會手寫添加（總）會計師的簽名，在本文研究的整個階段，500元紙幣仍然需要總經理簽名。實際出現的手寫簽名通常不是指定官員所為，而是下屬代表。
已發行的紙幣在分類方面的實用性主要是基於上述補充信息，但此類紙幣比較稀有，此外，它們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有另一個局限：由於紙幣一直在流通，發行後的紙幣往往處於劣化狀態。手工添加的細節可能已經褪色，難以辨認；印表機墨水也會褪色，改變它們的（本來）預期顏色；紙幣的邊角也可能被撕下來，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是在註銷時故意剪掉的。
已發行紙幣上的附加信息，尤其是序列號和日期，對於理解銀行發行的紙幣順序至關重要，但如此有限的隨機樣本對於重構完整的圖景來說作用極其微小。不過，就匯豐銀行案例而言，令人欣慰的是該行檔案中保留有匯豐紙幣的發行紀錄。該記錄採用銀行紙幣發行登記簿的形式，按序號列出銀行發行的紙幣。每打開一個登記簿顯示兩頁，每頁列出250種紙幣。每頁上列有香港辦事處簽署日期（名義上為首次發行日期）及實際發行日期。紙幣每500張簽署一次（即登記冊一個開口），每一頁的頂部有兩個簽字人的樣本。當每一張紙幣從流通中收回並由銀行付清時，註銷日期就會記錄在序列號相對的登記簿上。登記冊顯示，只有不到1%的已發行紙幣未回流到銀行註銷。值得注意的是，倖存下來的已發行紙幣中有34張已回流銀行註銷（這兩批紙幣本應在1904年和1911年注消，但卻由於不明原因得以保存下來），只剩下15張有記錄的發行紙幣，其中有12張5和3張10元面額的紙幣，從流通中存留下來。登記冊準確地顯示了銀行投入流通的紙幣數量，但沒有表明發行的紙幣種類。因此，為了使發行登記冊與代表銀行的印刷內容相匹配，有必要回到現存為數不多的已發行紙幣和票樣上。
第一步是按面額排列紙幣，然後按日期和序號順序排列。日期有四種不同的形式：手工添加到已發行的紙幣，已發行的紙幣上進行凸版印刷，作為主印版的一部分印在紙幣上，或者作為印刷者的注釋寫在紙幣的邊緣處。然後，將每張紙幣按順序與前後的紙幣進行比較，以便識別印版細節的可視變化和新增元素。
這一比較過程表明，細節有規律性的變化，但並沒有帶來其餘設計部分的完全改變。例如，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變化只與銀行名稱有關。對於所有記錄的例子來講，這只意味着把中央主圖版所刻英文字樣從“The Hong Kong&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香港上海銀行有限公司）改為“The Hong Kong&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香港上海銀行公司)。更改字樣會打亂中央主版的背景圖案，所以必須刻一個新的背景。與原來的波浪圖案不同，這次使用了一種鋸齒形的圖案，面額交錯重複其中。細緻觀察紙幣會發現，其餘細節未變。這一變化不可能通過重新雕刻已經使用的鋼板來實現，因為要改變的設計需要在鋼印版的表面切割出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印版上留下一個正面的印痕，並擦除主圖版塊的原有印跡，然後把這個新的印痕刻在一個新的印版上，使新的中央主圖印版得以成型。這可以用美國發明家雅各布·帕金斯（Jacob Perkins）在19世紀早期開發的一種方法來實現。這一過程需要通過壓力將設計從刻有硬化的鋼印版轉移到軟化的鋼輥上，然後淬火輥，目的是將最初的設計轉移到軟化鋼板，在進一步用於印刷之前將其硬化，或以同樣的方式將設計重新轉移到另一個輥子上。輥子上的設計是凸起的表面，因此它的部分可以擦除，用以形成一個光滑的水準表面；一旦轉移回平板上，這塊被擦去的區域可以再次被雕刻在平面上，而其餘的設計則保持不變。
匯豐銀行需要持續進行設計更改，因此印刷公司反復使用這一程式。這些變化為設計的順序提供了證據。粗略觀察一下這些紙幣，很容易就會發現明顯變化，例如油墨顏色的使用、銀行的名稱、套印的形式等等，但是，微小細節的研究可以更清楚地記錄代表銀行的印刷公司如何活動。一旦找到了這些變化的一般規律，那麼沒有日期或編號的紙幣標本和已損壞的紙幣也可以很容易地按順序放置。
這裏的列表顯示了本文對細節研究的結果。不同印鈔階段反映了上述容易觀察到的主要變化，每個階段內的品種代表了由於生產新印版或新增加的特徵（如印刷的簽名）而有意造成的改變（變化的性質見表中）。新增印版和新增特徵的變化通常是應銀行的要求作出，但在某些情況下，也會因為印版磨損而調整新版。（見第三階段5元版）。磨損區域的設計不能有效轉移到前述的鋼輥上，因此，對其進行修復是非常必要的。在本研究所涉期間，只有1893年的5元面值（第九階段c版[IXc]使用）是用了全新印版。
這些材料列表有助於消除人們對埃裏克·鮑威爾票樣冊中現存印刷手工票樣的質疑。有一種可能性是，票樣可以從庫存版中一次性全部列印出來，以組成票樣冊，但是，手工票樣的印版與同期發行的印版完全一致，這就證實了該票樣是在發行時印刷的，並在發行後收為票樣冊。印表機穿孔衝床不斷變化，但使用模式始終不變也證實了這一點。在1889年之前通常使用一次（500元的樣品上使用過兩次），1890年以後開始使用四次，只在1893年初和1897年初使用過三次，1898年使用過兩次。
票樣冊中紙幣的保存佐證了分類過程的結果，但還鬚髮行登記冊和印表機的存檔材料，用以填補一些空白。例如，儘管沒有看到過相關例子，但發行登記冊確認了第一階段的10元紙幣於1867年在福州交付並使用。第三階段a版（IIIa）段紙幣的日期確認為1878年，雖然只是從票樣冊中而來，但卻是基於威廉·巴雷特的收藏中1877-1879年在巴克利&弗萊伊公司的用紙記錄（這份檔順便揭示了這一時期紙幣的單一切割結束的原因，因為印刷的紙幣數量是所用紙張的兩倍，這意味著每張紙都被剪成了兩半）。收藏集中的另一份檔給出了巴克利與弗萊伊接管前任印刷公司阿什比業務的日期。這份檔是印刷公司寫給銀行的一封信，涉及一張偽鈔，後來證實是有印刷錯誤的真鈔。信中提到了1867年印刷這張紙幣的情況（1870年發行的第二階段a版（IIa）50元紙幣），以及同年作為5000張紙幣的一部分交付使用，1870年這張紙幣由阿什比收購，與這封信一起保存了下來，是這所銀行現存第二古老的紙幣。排在第三位的舊幣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才得以保存在香港總檢察長的私人收藏中，由於缺乏通用的浮水印，被認定為是偽鈔。現在，通過將印版與現存的標本進行比較，證實了它的真實性。在威廉·巴雷特收藏的信中提到，在紙幣生產的頭十年中，紙張供應商承認沒有浮水印是一個明顯的錯誤。
這些表格還使人們得以記錄銀行紙幣的生產過程，並將所有保存下來的未注明日期的紙幣準確歸類。這一信息還為紙幣的製作和使用提供了進一步啟示。記錄的序列號和發行登記冊有助於概述紙幣的發行率，這可以用來與官方政府記錄中所載的流通紙幣數量的報告進行比較。《香港政府年度藍皮書》報告了銀行流通紙幣總值的年度數額，從1865年底約80萬元增至1880年底約17萬元，1890年底約34萬元，1899年底約75萬元。為了達到這一水準，印鈔速度必須大幅提高。到1890年，銀行已經發行了大約1000萬元價值的紙幣（大約是使用金額的三倍），而到1899年，已經印發了5600萬元（大約是使用數量的7.5倍）。
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紙幣的發行量以遠遠超過流通量的速度大幅增加，從而實現了紙幣的流通。對發行登記冊更詳細的研究將進一步細化19世紀末香港貨幣供應增長的信息。研究印刷的序列號和日期與換版過程的關係也得到了有趣的結果。例如，銀行紙幣需求的增長反映板塊置換率的加快。因此，在1865年至1875年期間，只有兩個前印版用於印製5元紙幣，1876-1885年期間為四印版，1886-1895年為七印版。以面額5元為例，還可以將印版數量與紙幣數量進行比較，能看出每個印版印刷大約40000-50000張紙幣。其他面額紙幣的相關比較顯示，10元面額印刷約25000張，25元面額13750張，50元面額11000張，100元面額5000張，500元面額3000張。這表明，更換5元面額的印版有時可能是因為印版磨損，但更換更高面額的印版更多是取決於銀行要求，因為印鈔水準並不至於將印版損耗殆盡。對當下使用的1元紙幣的研究就說明了這一點。上面提到的巴克利&弗萊伊印刷公司在1877-1879年間的用紙記錄表明，在同一時期印製了300000張面值1元的紙幣，50000張面值5元的紙幣。印表機使用6個單獨的印版列印1元紙幣，同時使用第一階段c印版（Ic）（第三階段a版）列印50000張面值5元紙幣。從中可以窺見巴克利&弗萊伊公司在這段時期的印鈔概況。
這項研究的成果還有更多信息有待提煉，不過它已經為新發現紙幣的歸屬和繼續探索19世紀紙幣印刷、生產和使用的歷史提供了框架。我的目的不是回答所有的問題，而是要說明從這樣一個小樣本中可以獲得多少信息，以及檔案材料在瞭解紙幣歷史方面有多大的價值。在19世紀，英國的印鈔公司和英國的商業銀行，在建立紙幣這一普遍元素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印刷和發行的紙幣中留存下來的例子值得密切關注，是現代貨幣發展關鍵因素的重要歷史證據。
致謝
我要感謝威廉·巴雷特為我提供了本研究所依據的大量資料，特別是他慷慨地提供給我鼓勵、見解、建議和資源。感謝以下免費提供資料的人士：匯豐銀行集團前檔案管理員斯圖爾特·穆爾海德，是我在撰寫《銀行財富》一書期間的導師，前檔案管理員的瑪格麗特·李；米德蘭銀行檔案館的埃德溫·格林和莎拉·金賽；已故的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的馬克·布萊克本；倫敦蘇富比的詹姆斯·莫頓。我也非常感謝我曾經的同事維吉尼亞·休伊特、海倫·汪、安德魯·伯內特、安妮特·卡爾頓和托尼·休斯的支持和鼓勵；感謝他們。我還要感謝河北師範大學的同事戴建兵，對我重新發表這篇文章的鼓勵，以及這篇文章的中文譯者南方（現任河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
作者簡介：
喬·克裏布，中國河北師範大學錢幣學兼職教授，亞洲貨幣史專家。他於2010年退休，曾是大英博物館錢幣和獎章部門主任（管理員），在那裏擔任亞洲貨幣策展人長達40年。
喬·克裏布
克裏布教授是劍橋大學古印度和伊朗信託基金會受託人，也是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希伯登錢幣室的名譽研究員。曾任皇家錢幣學會前主席和東方錢幣學會前秘書長。
已出版多種錢幣相關目錄，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館藏中國元寶目錄、香港和上海銀行的貨幣收藏目錄、大英博物館的爪哇幣符以及紐約美國錢幣協會的貴霜、貴霜-薩珊和寄多羅匈人錢幣目錄。還出版了錢幣入門書籍，如《從貨貝到信用卡1986》和《錢幣地圖1990》，以及許多關於亞洲錢幣和錢幣學實踐的文章。
克裏布教授目前的研究重點是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孟加拉的古代錢幣。正與羅伯特·佈雷西一起準備出版大英博物館的貴霜、貴霜-薩珊和寄多羅匈人錢幣目錄。
列表
①樣本是印刷公司為展示其樣品而製作的樣本紙幣。
②帶倒逗號的單詞是標本上的手稿注釋。
③斜體字印在便箋或取消郵票上。
④1a、1b、1c等，是我在這項研究中記錄的正面圖案主要印版的編號。
第一階段：阿什比公司黑底藍套紙幣
圖1 第一階段，5元票樣（1865年），1a印版，黑色底板，藍色套印
銀行名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印刷商標：由倫敦阿什比公司（雕刻在鋼版上（10元和50元加上E.C.）
中央主圖板塊：波浪圖案
顏色：正面：所有面額為黑色，套印藍色；背面：每個面額有不同的顏色（5元綠色；10元紅色；25元橙色；50元黑色；100元紅色；500元黑色）；數字用黑色活版印刷。
（表1）
發行登記簿（在匯豐控股有限公司的檔案中）顯示，從1865年6月到1866年1月，該銀行印製第一批紙幣，由印刷商阿什比公司小批量派送。它們一直發行到第二階段紙幣產出為止。
（1870年起署名為“阿什比”，但由巴克利&弗萊伊印刷）
圖2 第二階段a版，50元，發行日期1870年6月1日，1b印版，黑底，藍色套印
同第一階段，下列情況例外:
銀行名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中央主圖板塊:由字詞名稱交錯的線條組成鋸齒形圖案
版本:
a帶有官員頭銜會計師及經理
b帶有官員頭銜會計和總經理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的巴克利與弗萊伊藏品樣本包括:
第II階段a樣版（IIa），包括除500元以外的所有面額（均每組1張打孔註銷）。
匯豐銀行錢幣收藏包括:
第II階段a樣版（IIa），包括所有面額（$100元除外）（均附有橢圓形郵票圖樣，此圖樣於1877年7月16日註銷）。
第II階段b樣版（IIb），包括所有面額（（$5元除外）（均附有橢圓形郵票圖樣，已於1877年9月4日註銷）。
（表2）
第II階段a樣版（IIa）：匯豐銀行從有限公司到銀行的名稱變化發生在1866年12月，但顯然印刷商在接受指令的過程中已經提前預料到了這一點。巴雷特私人藏品中的一封信件表明，印刷商從1866年4月起就已經把IIa階段的紙幣憑證寄給了銀行。一個已發行紙幣樣例顯示，1867年1月1日的發行中包含5元紙幣。巴雷特信中還提到了同月晚些時候，50元紙幣交付。
第II階段b樣版（IIb）：1868年，銀行經理改稱為銀行總經理，但是反映這一頭銜變化的第二階段紙幣直到1872年才開始流通，當時發行了具有這一特徵的1元紙幣。印刷商很可能在1872年之前就收到了印刷這些紙幣的指示，因為1元紙幣的新印版上刻有阿什比字樣，而根據巴雷特的信，巴克利&弗萊公司在1870年4月就已經收購了阿什比。
第三階段：“阿什比”彩色紙幣（由巴克利&弗萊伊印刷）
圖3 第三階段a版，25元票樣（1878），1c印版，棕底，紅色套印
同第二階段b版，以下情況除外：
本階段最後一款產品引入了總經理印刷簽名。
顏色:正面:每個面額有不同的顏色（5元綠色；10元藍色;25元棕色；50元紫色；100元紅色;500元紅色）；有對比性
的套印（5元、10元、25元、50元為紅色，100元為藍色，500元為綠色）；背面：所有面額為紅色；一些紙幣上印有黑色簽名。
版本:
a同第二階段b版紙幣
b新印版（徽章和中央主圖有變化）
c新印版（徽章、邊框和角型母題圖案更改）
d新印版（撤除了簽名線，更改了中央主圖板塊）；總經理印刷簽名為T.傑克遜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收藏的巴克利與弗萊伊樣版包括:
第三階段的樣版，包含所有面額（$100元除外）（均每組1張打孔註銷，500元每組2張打孔註銷）。
（表3）
第三階段a-c版（IIIa-c）：這一階段只涉及顏色而非設計上的變化（其中為$50元面額製作的新印版除外）。這個階段的日期確定是來源於巴雷特收藏的1877-1879年間印表機用紙記錄。印版b和c的新增是為了更換磨損的原5元印版。第三階段d版（IIId）：在這一印版中首次使用總經理印刷簽名，從1872年開始，1元紙幣就已有此特點。
第四階段（IV）:巴克利&弗萊伊彩色紙幣
除以下例外情況，與第三階段相同：
沒有5元紙幣（此面額當時發行情況請見第六階段a版VIa）；沒有印刷簽名。
印刷商標記：由倫敦巴克利&弗賴伊公司刻於鋼版。
高級職員頭銜：總會計師、總經理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收藏的巴克利&弗萊伊樣本中包括:
第四階段a版（IVa）的樣版套裝，包含10元、50元、100元和500元面值（日期均為1884年，除500元每組2張外，均為每組1張打孔註銷。）
（表4）
印刷商的名字改為巴克利&弗萊伊，從1870年4月開始印鈔。除這點外，此階段紙鈔與第三階段特徵相同。這個階段是從樣本的手稿日期推斷而來。
第五階段（V）：巴克利&弗萊伊“匯豐”（Wayfoong）$10-$500面值紙幣
图4 第五階段b版，10元纸币，1890年3月1日發行，1e印版，蓝色，红色套印
同第四階段，以下情況例外:
無5元面值紙幣（此面額當時發行情況見第VIb-VIc和第VII階段）；25元面值因偽造而棄用。
紙鈔上中文字樣有變化。
新形式面額疊印（長方形邊框）。
總經理印刷簽名（從第三階段開始在5元面額中使用）。
顏色:日期和印刷簽名用黑色活版印刷添加。
版本:
a銀行名稱中的一個漢字發生了變化（“匯理”變成了“匯豐”）；總經理的印刷簽名為T.Jackson（即托馬斯·傑克遜）；
b表示元（元）的漢字，形式有變化；總經理的印刷簽名為G.E.Noble。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巴克利&弗萊伊樣本藏品包括:
第五階段a版（Va）的樣套，包含50元、100元和500元（日期均為1888年，除500元面額每組1張外，其餘均每組2張打孔註銷。）
第五階段b版（Vb）包含10元和100元的樣套（日期均為1889年，除10元面額每組1張外，其餘均每組3張打孔註銷），
以及一個第七階段a版（VIIa）5元的樣品。
（表5）
引入了新的設計，採用了新的套印風格，銀行的中文名稱從Waylee（匯理，匯款之意）改為Wayfoong（匯豐，匯款豐裕之意）。自1865年以來，匯理這一名字就一直在匯豐銀行在上海發行的紙幣上使用。新的套印是以包含面額的長方形邊框形式出現，1885年以後已在上海紙幣上使用，1886年以後在神戶和新加坡紙幣上使用。
從本次發行開始，總經理印刷簽名成為標準（後續發行的500元紙幣例外）。不同版本紙幣通過不同的簽名來區分，並通過樣本上的手稿日期來確定發行時間。凸版日期是在第五階段b版（Vb）引入。
第六階段（VI）:巴克利&弗萊伊雙色5元紙幣
圖5 第六階段a版，5元校樣，注明“1886年11月”，1g印版，綠色，黃色套印
同第五階段，以下情況例外:
僅有5元面額（其他面額的當代發行情況請見第四階段和第五階段a版）。
中央主圖版:面額刻為空心的大寫字母。
顏色:套印為黃色，不顯示面額，但添加了空心字母和圖案主設計區。
版本:
a無印刷簽名（手寫證明日期為1886）；
b總經理的印刷簽名為T.Jackson。
（表6）
這是該行首次使用全雙色鈔票。最初只用於5元的紙幣，這種新的設計從1890年（第八階段）擴展到更高的面值，從1889年擴展到了上海發行的紙幣。
從這一階段開始，所有的5元紙幣面值都由中央主圖上刻有的大寫空心字母顯示，這一設計複製於此行從1885年開始使用的檳城紙幣（另一家印刷商的創新）。
不同版本通過第六階段b版（VIb）上的簽名來區分，並通過發行的票據和樣本上的手稿日期來標注日期。
第七階段（VII）：巴克利&弗萊伊雙色“匯豐”5元紙幣
圖6 第七階段a版，5元樣張，注明“1889年”，1j印版，綠色，黃色套印
同第VI階段，以下情況除外：
只有5元紙幣（其他面額的發行情況見第五階段b[Vb]和第八階段a版[VIIIa]）；
中文字樣的變化：銀行名稱中的漢字改變（“理”變成“豐”）；
表示元（元）的文字形式發生改變。
版本：
a中央主圖版採用一種新的鋸齒形圖案；總經理簽名為G.E.Noble；
b沒有印刷簽名；
c日期重訂為____18__；總經理簽名為F.de Bovis。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的巴克利&弗萊伊樣本包括：
第八階段a版（VIIa）（日期：1889年，每組1張打孔註銷）、第七階段b版（VIIb）（日期：1890年，每組1張打孔註銷）
和第七階段c版（VIIc）（日期：1893年1月，每組3張打孔註銷）的5元紙幣樣本。
（表7）
這一階段將新的中文名稱（見第五階段）擴展到了5元面額。版本的區別在於印刷簽名的改變，其日期根據發行的紙幣和樣本上的手稿日期來標注。第七階段b版省略簽字是由於匯豐銀行曾在某一時期，對下一任總經理任命猶豫不決（前任總經理托馬斯·傑克遜在1890年間從事應該是代理總經理的意思吧？臨時助理工作）。
第八階段（VIII）巴克利&弗萊伊雙色10元-500元面額紙幣
圖7 第八階段a版，100元樣張，注明“1890年”，1f印版，紅色，藍色套印
同第五階段，以下情況例外：
無5元紙幣（該面額的當代發行情況請見第七階段b-c版和第九階段a版）；
套印不再只是面額，而是填補了圖案主要設計區。
顏色（第八和第十階段）：每種面額的主版顏色不同，填充套印顏色對比鮮明（10元藍底紅色套印；50元紫底橙色套印；
100元紅底藍色套印；500元紅底綠色套印（這些面額現在匹配5元面額的綠底黃色套印配色方案）。
版本：
a沒有印刷簽名；
b總經理印刷簽名為F.de Bovis。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的巴克利&弗萊伊樣本藏品包括：
10元、100元和500元面額的第八階段a版（VIIIa）樣套（日期均為“1890”，除100元為每組3張外，其餘為每組4張，打孔註銷），以及5元第七階段b版（VIIb）樣本。
10元的第八階段b版樣品（日期為1893年1月，每組三張打孔註銷）。
（表8）
此時，第六階段5元紙幣採用的全雙色設計已用於面額較高的紙幣。版本的區分方式與第七階段相同，日期通過標本上的手稿日期來確定。
第九階段（IX）帶有巴克利&弗萊伊印刷日期的5元紙幣
圖8 第九階段c版，5元紙幣，1893年9月1日發行，2a印版，綠底黃字
同第七階段，以下情況例外：
僅有5元紙幣（其他面額的發行請見第八和第十階段）；
日期成為主圖案的一部分，刻在主印版上。
版本：
a日期為1891年1月2日；沒有印刷簽名。
b日期為1893年4月1日；總經理印刷簽名為F.de Bovis。
c主要設計更新；日期為1893年9月1日；總經理印刷簽名為T.Jackson。
d日期為1896年3月1日。
e日期為1897年3月1日。
f日期為1897年9月1日。
g日期為1898年3月1日。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的巴克利&弗萊伊樣本藏品包括：
第九階段a、b、f版5元紙幣樣本（IXa,b,f）（每組4張打孔註銷）；
第九階段d、e、g版5元紙幣（IXd,e,g）和第十階段紙幣成套樣本（見下文）。
第十階段（X）帶有巴克利&弗萊伊印刷日期10元-500元紙幣
圖9 第十階段，500元紙幣樣張，1897年3月1日發行，1h印版，紅色，綠色套印
同第八階段，以下情況例外：
無5元紙幣（此面額的發行請見第九階段）。
日期印刷成為主要設計的一部分，刻在主印板；500元面額保留了元（元）的早期漢字示樣，沒有印刷簽名。
版本：
a日期為1893年4月1日；總經理印刷簽名F.de Bovis。
b日期為1893年9月1日；總經理印刷簽名T.Jackson。
c日期為1895年1月1日。
d日期為1896年3月1日。
e日期為1897年3月1日。
f日期為1897年9月1日。
g日期為1898年3月1日。
埃裏克·鮑威爾先生的巴克利&弗萊伊藏品樣本包括：
第十階段a版（Xa）10元紙幣樣本（每組3張打孔注消）和f版10元紙幣樣本（每組4張打孔注消）；
第十階段b版（Xb）100元紙幣樣本（每組4張打孔注消）；
第十階段e版（Xe）500元紙幣樣本（每組4張打孔注消）；
第九階段d版（IXd）和第十階段d版（Xd）5元、10元、100元和500元紙幣樣套（每組4張打孔注消）；
第九階段e版（IXe）和第十階段e版（Xe）5元、10元、100元和500元紙幣樣套（每組3張打孔注消）；
第九階段g版（IXg）和第十階段g版（Xg）5元、10元和50元紙幣樣套（每組2張打孔注消）。
（表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