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舊藏“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

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H.F. Bowker,1889-1970)在中國錢幣、郵票、紙鈔的收藏及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然而包克與他的同好耿愛德(Eduard Kann)1和邱文明(Arthur B. Coole)2相比,則在中國收藏界知者甚少。好在已有《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錢幣學研究先驅者》(2014)一書對其生平、集藏和著述情況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和闡述。近來,冠軍研究室撰寫的《不懈追求於方寸之間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先生的郵票收藏》揭曉了包克與中國郵票結緣的過程,以及其收藏中國“商埠口岸”郵票的經歷。3

在包克舊藏的眾多郵品中,“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無疑是個有趣的專題。這種限地區貼用的郵票與新疆錢幣相比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那就是新疆錢幣的製造、發行與流通均在新疆,由於路途遙遠,致使集藏頗為艱難。而“限新省貼用”郵票儘管由中華郵政指定的機構印製並加蓋戳記,但想獲得郵票樣票也絕非易事。

關於“限新省貼用”郵票的由來還要從清末民初說起,清末推行新政時全國各地紛紛創設郵政,深居內陸的新疆也不例外,使得近代郵政逐步取代傳統驛遞,邊地商民無不稱便,並在絲路古道上煥發出勃勃生機。但由於新疆郵路漫長艱苦、郵遞成本高昂,遂於宣統二年(1910)制定《酌加新省郵費暫行章程》,規定新疆酌情加收郵費。

民國以降,大清郵政旋即被中華郵政取代。而新疆在“協餉”斷絕後不得不依靠發行紙幣維持市面,此時的新疆“已成紙幣世界” 4在這樣的金融環境內,中華郵政統一發行的郵票首當其衝。因民國初年的郵票為全國等值通用,投機者遂利用新疆貨幣與內地銀元的差價藉郵票套利的情況屢有發生,使郵政部門蒙受損失。為此作為郵政部門應對之策的限地區貼用郵票應運而生,以此來杜絕漏洞。

1915年起,中華郵政開始在郵票上加蓋“限新省貼用”等字樣以示區別,限制流通,防止投機,專供新疆郵區使用。此類限地區貼用郵票後推及桂、黔、滇、川、吉黑5等多個郵區。據《中國郵票史》記載:“從1915年至1949年,‘限新省貼用’郵票共發行26套267種,其發行的種類之多,使用的時間之長,為民國限地方貼用郵票之首”。這與種類繁多、版式龐雜的新疆錢幣頗有幾分相似。

而包克收藏的“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與同時期的錢幣,還共同見證着風雲變幻的歷史。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後,將國號改為中華帝國,擬議發行“中華帝國開國紀盛”紀念郵票,6並交由財政部印刷局開印,面值分別為伍分、壹角、伍角,預定印製枚數為286萬枚,面值共為20萬元;“限新省貼用”票預定印製16萬枚,面值1.5萬元。不久袁世凱迫於內外壓力取消帝制後,為其印製的“中華帝國”系列郵票未及發行,便宣告作廢。經郵政總局請示並獲交通部批復稱:“准予所請,除留2000套蓋以Specimen(樣票)字樣庫存外,其餘現存全數郵票,准予銷毀,並派員前往監視。”其中銷毀的“開國紀盛”加蓋“限新省貼用”郵票共計167500枚,值價16625元。7包克舊藏的中華帝國開國紀盛“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得以存世的。

此外,包克舊藏還包括1916年北京一版帆船“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11枚,包含半分到壹角等不同面值,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承蓋。此票為“帆船老版加新省直頭”郵票,為中華郵政第二次加蓋“限新省貼用”的郵票。而首次加蓋則為1915年的“帆船老版加新省歪頭”郵票。

1923年5月7日至1924年4月30日,包克曾在中國漢口度過的短暫時光,卻為他開啟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中國錢幣和郵票收藏研究生涯。8由於包克廣結同好,與不少中國錢幣和郵票收藏家保持聯繫。從包克與耿愛德、邱文明等人的往來書信可知,包克通常以通訊方式委託各地聯繫人為其收購所需錢幣,其獲得郵票的方式或許與之相仿。我們可以在包克藏品中看到當時發行的1923年憲法紀念“新疆省貼用”郵票樣票4枚和1924年北京二版帆船“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3枚。9

1939年12月2日,身處紐約的包克致信在上海的耿愛德為其尋找一些中國錢幣,尤其是西藏、新疆、甘肅、雲南以及其他中國內陸省份的錢幣。101940年2月10日包克致信在北京的邱文明,稱自己剛剛購買了一批新疆錢幣,如果不能全部購買,他預計將獲得整批藏品的拓片。11在這組書信輯中先後多次出現“新疆”一詞,足見新疆錢幣對包克的吸引力。此外,當時上海的集郵市場也為包克的集郵提供了便利。如1938年倫敦二版孫中山像“限新省貼用”的上海加蓋郵票,除了撥給新疆郵區供窗口出售外,其餘可在上海郵局集郵臺按套出售。121939年8月的《中國剪報》便刊出包克撰寫的《罕見的孫中山加蓋“新疆”紀念票》。13

隨之而來的20世紀40年代,中國國內的“限新省貼用”郵票收藏與研究也成為彼時郵壇的熱門話題之一,各地郵刊陸續刊載的相關文章竟達百篇之多。如嚴澄孚的《限新省貼用郵票史略》(載《金竹郵刊》1943第3期),萬燦文《新疆置郵始末及限新票拉雜談》(載《金竹郵刊》1945第1期),正義的《收集限新省票者注意》(載《陪都郵聲》1945第10期)等佳作不勝枚舉。

1944年,國內知名集郵家、《國郵要目》的作者黨恩來與友人在烏魯木齊創辦“迪化業餘集郵社”,後合併為“義成郵票社”, 141946年9月6日、7日的《新疆日報》刊出“義成郵票社”廣告稱:“買賣古今各種限新省郵票”。供職於新疆郵政管理局的桑新如、于東海等人,不但通過郵刊報告新郵消息,還以外埠會員身份加入知名郵會,並為內地同好代購代寄郵票和實寄封。15

伴隨着收藏研究熱潮的到來,“限新省貼用”郵票還曾現身各大郵展和拍賣會。1948年,交通部郵政總局在上海郵展展出的“國有郵集”,就收錄有洪憲稱帝北京老版帆船加蓋“中華帝國”及“限新省貼用”未發行之樣票全組十六種。161948-1949年出版的《郵票通訊拍賣目錄》還收錄“限新省”郵票17和“新疆帆船航空三角實寄封” 18等拍品。

時至今日,人們還能憑藉《中國郵票博物館藏品集》(1990)19目睹昔日“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的真容。各個時期流入民間的“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已成為收藏者可遇而不可求的“滄海遺珠”。應當指出的是“限新省貼用”郵票的實寄封則承載著更為豐佛的歷史信息。20而關於包克舊藏“限新省貼用”郵票樣票乃至實寄封的深層次探究,尚有賴數量甚為可觀的包克研究資料的整理刊布,這足以令人充滿期待。
 

注釋:
1 成斌:《耿愛德與中國泉幣學社(1940-1946)》,載於《東亞泉志》第27期,第37-49頁。
2 成斌:《邱文明舊藏〈新疆圖志〉金幣抄本考論》,載於《東亞泉志》第25期,第38頁。
3 冠軍研究室:《不懈追求於方寸之間霍華德·富蘭克林·包克先生的郵票收藏》,載於《東亞泉志》第24期,第64-66頁。
4 楊增新:《電呈請籌款收回紙幣文》,《補過齋文牘》壬集上。
5 “吉黑”指吉黑郵區。當時吉林、黑龍江兩省合設一個郵區,名為“吉黑郵區”,管理局設在哈爾濱。
6 《中華民國郵票目錄》編寫組編:《中華民國郵票目錄1912-1949》,人民郵電出版社,1990.08,第217頁。
7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訊產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郵票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2004.12,第63-66頁。
8 《霍華德·富蘭克林·包克生平簡介》,載於周邁克、古富、史博祿編著:《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錢幣學研究先驅者》,第7-27頁。
9 黎震寰編著:《中國郵票圖鑒全集》,1944,第31頁。
10 史博祿整理標注:《霍華德·富蘭克林·包克和耿愛德1939-1949年間往來書信》,載於《東亞泉志》第10期,第37-50頁。另參見史博祿整理標注:《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與耿愛德1949年往來書信》,載於《東亞泉志》第13期,第28-36頁。
11 《霍華德·包克邱文明通信(1937-1967)》,《東亞泉志》,第50-57頁。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郵票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2004.12,第185頁。
13 《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集郵領域著作》,載於《東亞泉志》第28期,第18-22頁。
14 樊伯欽:《新疆集郵活動簡史》,載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郵電管理局史志辦公室編:《新疆郵電史志資料彙編》第4期,1991.07,第20頁。
15 孫少穎主編:《中國集郵史》,北京出版社,1999.07,第272頁。
16 《交通部郵政總局上海郵展珍品貴票集錦》,載於《新光郵票雜誌》,1948第15卷第3期,第7頁。
17 《郵票通訊拍賣目錄》,1949年第17期,第7-8頁。
18 《郵票通訊拍賣目錄》,1948年第12期,第30頁。
19 中國郵票博物館編:《中國郵票博物館藏品集》(中華民國卷1),文物出版社,1990.06,第305頁。
20 關於“限新疆貼用郵票”實寄封的研究,可參見筆者的幾篇拙作。如《坐著俄臺上新疆的“大營客”20世紀早期天津商人筆下的西伯利亞鐵道郵路與交通》(載於《海上集郵》2022年年刊)、《邊關急報:從朱瑞墀函電管窺民國時期新疆時局》(載於《亞洲郵學家》2022年年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