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是中國銀行發行的第一種紙幣。這種紙幣是中國銀行將庫存中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改作中國銀行兌換券後發行。中國銀行在第一次發行紙幣的時候未能夠自行印製，而是利用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後發行，其原因是中國銀行從獲得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批准建立到開業，前後只有12天時間，加上當時的政局尚未穩定，市面需要足夠的紙幣來平衡。大清銀行既已結束營業，取而代之的中國銀行亦已開業，過去的大清銀行紙幣故然不可以再發出。而且，中國銀行亦來不及趕制自己的紙幣。中國銀行是在大清銀行的基礎上建立出來的，承接了大清銀行的絕大部分資源，包括當年大清銀行向美國鈔票公司訂印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這批已經印就的兌換券在滿清政府的時候，只在東北地區簽發流通一部分，仍有部分未經簽發的兌換券存放於庫。最快捷便利的方法，就是將這批存於庫中的兌換券拿出來加印簽名，蓋章發行流通，以應市面商民之急。
促使中國銀行的成立，是因為辛亥革命於1911年10月10日的爆發。革命爆發後，各地革命人士和地方官員紛紛回應這次革命；不少地方除了被革命人士克復外，多處地方官員也站出來表態並宣佈獨立。大清銀行是一家官商合股的銀行，全國各地的分行支構眾多。這時候，大清銀行商股的股東們意識到：政權的更替將會對他們在大清銀行的股份投資上構成重大損失的威脅，為窺避投資風險，必須立即採取保障投資利益的行動。於是在1911年11月5日，大清銀行商股的股東們在上海成立了名為“大清銀行股東聯合會”的組織，以聯合眾多大清銀行商股股東的力量來保護自身在大清銀行股份上的投資利益。後來，這批商股股東們察覺“
銀行股東聯合會”的名稱既未將他們與滿清政府劃清界線，又未清楚地表明他們是投資者的商民身份，遂於1911年12月4日更名為“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如此既可以與滿清政府劃清界線，也迎合了將來新政府的政策安排。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於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同時設國都於南京。這時候的南京政府，一切由頭開始，尚未設有屬於政府的中央銀行機構。大清銀行商股的股東們也瞄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於1912年1月初，以“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的名義上書孫中山先生，指出新政府既已成立，市面金融尚在彷徨階段，設立一家國家性質的中央銀行已事不宜遲。並表示大清銀行是清政府之中央銀行機構組織，政局既已有取而代之之勢，理應承接正統，建議將原有之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並重新組織作為新政府的中央銀行；況且大清銀行於全國的分行支構眾多，遍佈甚廣，業務成熟穩健，又有代理國庫業務的良好經驗，是改組成新政府中央銀行的最好基礎。1912年1月24日，孫中山先生授權財政部以書面批復“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同意將原有之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同時，委任吳鼎昌、薛頌贏為正副監督，前往上海辦理成立中國銀行事宜。1912年1月28日，“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在上海召開股東大會，決定由股東會成員組成“中國銀行臨時理監事會”，負責協助南京政府委派來的正副監督籌備成立大清銀行清理處等事宜，並予“中國銀行臨時理監事會”有管理中國銀行一切事務之權力。
1912年2月1日，中國銀行首次以中國銀行的名義在上海《申報》刊登廣告：定於1912年2月5日在上海漢口路三號大清銀行舊址舉行儀式，並同時對外開始營業。同一天，大清銀行亦在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經“大清銀行股東聯合會”共同議決後，大清銀行將於1912年2月2日起收賬，停止營業，並且實行清理業務的廣告。1912年2月5日上午10時整，中國銀行在上海漢口路三號大清銀行舊址舉行成立大會，由財政總長陳錦濤及中國銀行首任監督吳鼎昌主持開幕典禮，吳鼎昌推薦了前大清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出任該行第一任經理。1912年2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正式封外營業。中國銀行的成立，從批復到籌辦；從組成到對外營業，前後歷時僅12天。時間的倉促，固然欠缺足夠的條件來印製新的紙幣作為對已經結業的大清銀行紙幣的回收，及平衡市面。與此同時，由於正值新舊政府交替，商民都擔心自己手持的紙幣會一夜之間變成廢紙，招致損失，均會要求將手上持有的紙幣兌現或兌取新政府的銀行紙幣。中國銀行既然已經對外營業；又是新政府的中央銀行，更有高度金融和代理國庫之責，決不能令商民對新政府的金融制度和兌換貨幣失去信心。中國銀行開業之初，除了要應付軍用紙幣兌現兌換外；當務之急必須立即印發新的紙幣來平衡市面⸺這是防止商民對金融制度和兌換貨幣信心崩潰的最有效方法。
面對如此急切的需要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去印製新的紙幣。中國銀行遂計劃將存放於庫中印就而未經簽發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拿出來進行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發行流通，以應金融時局之急需，和建立商民對兌換紙幣制度的信心。為了使商民對新發行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信任，特別設立十足的發行準備金。也即是說，商民如持上述的加蓋兌換券前往中國銀行兌現，中國銀行將有十足的發行準備金可予以隨時兌現。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既然具備十足的發行準備金條件，見票如同見現的加蓋兌換券，商民故然樂於接受和流通，中國銀行也因此減少了商民持券兌現的壓力。
庫存於中國銀行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是大清銀行於光宣朝交替年間（1908年-1909年）委託美國鈔票公司所印造的一種銀元兌換券。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是一種印製精美、紙質堅韌的紙幣。當時的大清銀行是計劃使用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向全國各地投放流通。這套兌換券共印製了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壹百圓五種面額。兌換券的規格的設計，是按照面額的大小而從大至小排列。其正面圖案：中間是大寫面額，左邊均為清政府大臣李鴻章的半身人像，右邊則按照不同面額分別印有不相同的著名建築物或風景圖案，上方為“大清銀行兌換券”、下方為“宣統元年印造”字樣。其背面圖案：中心位置印有五處不同的大清國的名勝景點，上方為大清銀行的英文全稱“THE TA-CHING GOVERNMENT BANK”；下方為英文的印造日期“1st OCTOBER 1909”；用阿拉伯數字及英文字母組成的不同面額，也印在多處顯眼的位置。全套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是採用雕刻鋼凹板技術精印而成，鈔紙用的是美國鈔票公司研製印鈔專用紙。這種特殊的紙幣紙質具有堅韌耐用的特點，配上使用雕刻鋼凹版印刷技術印製，既能產生清晰細緻的印刷效果，更有難以仿造的防偽手段的優點。大清銀行委託美國鈔票公司印造這套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的同時，考慮到當時全國各地有洋厘行市並不劃一，如果不按地方區分，屆時兌換券在全國流通的時候，則會產生金融上的匯水差異問題而引致混亂。故此，大清銀行特別要求美國鈔票公司在紙幣的正面和背面，分別預留了在發行時候需要加印上去的中英文地名位置和在發行時才簽發印上去的中文印章和發行人員簽名位置，以便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發行人員在發行時印上不同地名和簽署發行流通。全套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按照面額的不同並配印多種不同的顏色，繽紛豔麗，十分美觀。
所有委託美國鈔票公司印製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在印成後便悉數運返中國，大清銀行也將之分配到各省各地所屬的大清銀行分行中庫存，以備發行之用。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在東北地區首先試行使用，國內其他地區的分行雖然已領有該兌換券，但仍未獲得大清銀行總行批准簽發流通。根據目前所見之該兌換券存世實物的情況來看，已知有奉天、吉林和營口等地名券被簽發流通。查看這些已簽發流通之存世實物的號碼，將其與已被發現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存世實物的號碼作比較後，證實了當時在東北地區已被簽發流通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的數量為數不多。從發行數量之少，發行地名不多的情況來看，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的流通時期應該非常短暫；而實際發行時間應該是在宣統三年的下半年，並不是如紙幣上所印就的“宣統元年印造”後即作發行流通。當在東北地區發行流通期間，正巧遇上“辛亥革命”於1911年10月10日爆發，導致尚未向全國推行流通。因此，各地所屬的分行一直未能有機會簽發已領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而存於庫中。這樣，給後來成立的中國銀行擁有相當數量未簽發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借用作加蓋流通提供了方便的條件。
如前所述，大清銀行所訂印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共五種面額，但中國銀行按照當時流通需要，僅利用了壹圓、伍圓、拾圓三種面額進行加蓋流通，而伍拾圓和壹百圓的兩種高面額券則始終未有被用作加蓋流通。1912年2月5日，南京的民國政府委派正監督吳達詮和副監督薛仙舟到上海協同“中國銀行臨時理監事會”的成員，率先將大清銀行上海分行改組成為中國銀行。因此，上海是為中國銀行總行最初建立之所在地，原大清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應薦出任中國銀行經理一職。上海的中國銀行開辦之初，為了解決市面貨幣短絀及履行中央銀行發行紙幣之職責，在來不及趕制新版紙幣的情況下，將庫存中未簽發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成為中國銀行兌換券流通市面。這是中國銀行第一次發行紙幣，也是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發行的第一個階段時期。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因券面印有以李鴻章人像為主要圖案的獨特設計，故此按圖稱之為“李像券”。［注：以下將已加蓋成為中國銀行兌換券的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統一稱為“李像券”，以作界別，避免混淆。］
李像券從1912年2月至1917年流通期間，前後分為兩個階段時期共加蓋了7次發行。為了容易劃分7次的不同加蓋發行，按它們不同的加蓋形式而列分為甲種券、乙種券和丙種券。甲種券是李像券第一個階段發行的一種紙幣，也是處於民國與清政府對峙時南北議和時期形勢之下所發行的一種紙幣。當時，中國銀行建行伊始，全國各地的大清銀行，在清政府所控制的地區仍然是大清銀行；在民國政府控制的地區，除上海一地已經將上海的大清銀行改組創建成為中國銀行外；其他地區，除於1912年2月14日南京成立的中國銀行外，則尚沒有新的中國銀行分行設立或由其他地方的大清銀行改組而成立的中國銀行。甲種券從1912年2月5日至1912年8月1日接近北京的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成立的這段時期裏，除肩負起“辛亥革命”時期軍用紙幣的兌換，更維繫了商民對金融制度信心的重要職責使命。
由於受到當時政局的領域限制和金融制度劃分的區限，最初發行的甲種券所流通的範圍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大抵只流通於江蘇、浙江一帶。到後來政局逐漸穩定下來及各地新建立的中國銀行分行多了，甲種券才得以有機會進一步擴大流通範圍，發揮其貨幣流通功能。乙種券和丙種券是李像券在第二個階段發行的紙幣。最初發行的時間應自1912年8月1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成立或以後，按中國銀行計劃統一發行紙幣式樣的策略，和存世實物中的乙種券和丙種券並存有多種地名券的共同特點來看，乙種券和丙種券無疑是在民國政府完成南北統一施行新政後；而且，中國銀行並且已在多處地方設有分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所發行流通於各地的第二個階段的乙種券和丙種李像券流通時間和流通範圍，與第一階段的甲種券作比較，流通時間較長，範圍亦較廣。乙種券和丙種券的流通時間大概自1912年8月至1917年6月，而流通範圍遍及各大小城市。其流通最晚時期的存世實物見有“丙種不署年份壹圓券”的北京地名券，該券印有1916年至1917年任職中國銀行總裁徐恩元的英文署名。這樣，至少證明尚有第二階段所加蓋發行的丙種券於1916年至1917年仍然在加蓋發行流通。另外，存世實物中除已見有多種不同加蓋地名券外，尚見有“乙種元年壹圓通用券改作券”的黑河券為最偏遠的地名券。黑河，是位於中俄邊境的一座偏遠城市。這些實物都印證了第二階段時期的乙種券和丙種券的漫長流通時間和流通範圍的廣泛。
前後二個階段所加蓋發行的甲種券、乙種券、丙種券合共劃分為七次不同的加蓋發行，分別是：
1. 甲種元年地名券（圖1）
2. 乙種元年通用券（圖2）
3. 乙種元年地名券（圖3）
4. 乙種元年通用券改作地名券（圖4）
5. 乙種二年地名券（圖5）
6. 丙種三年直隸冠字券（圖6）
7. 丙種不署年份地名券（圖7）
8. 甲、乙、丙種券存世數量（附表8A、8B、8C）
其中，甲種券的加蓋形式最大分別是使用“間條橫線”作為蓋沒手段；乙種券以“大花墨球”作為蓋沒方式；丙種券則以“小花墨球”作為蓋沒方法。乙種券與丙種券的加蓋形式較為近似，主要是與使用蓋沒的墨球內的大小花紋有所異同。
 圖1：甲種元年地名券 |
 圖3：乙種元年地名券 |
 圖2：乙種元年通用券 |
 圖4：乙種元年通用券改作地名券 |
圖5：乙種二年地名券
 圖6：丙種三年直隸冠字券 |
 圖7：丙種不署年份地名券 |
附表
8A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拾圓券存世數量表
統計截止日期：2003年5月1日
8B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伍圓券存世數量表
統計截止日期：2003年5月1日
8C大清銀行（李鴻章像）兌換券加蓋中國銀行壹圓券存世數量表
統計截止日期：2003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