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霍华德·佛兰克林·包克 耿爱德
|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1月6日，1頁
寄往上海福煦路941號包克感謝耿愛德托布切利先生轉交的錢幣和紙鈔，及耿愛德寄贈的一套秦子幃藏品拓本集。包克手書：“此書卷二已不知其蹤。”因在書中找不到秦子幃的中文名，包克為此詢問耿愛德：“我欲知秦之名，書中印章似有刻印，然而無人能識，你能幫忙找到他的名字寫法嗎？”。包克在信末交托耿愛德可否幫忙拿到一套或兩套1948年中國紙幣協會在上海發行的八冊一套《中國紙幣收藏匯》。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1月31日，1頁
耿愛德表示自己最近一直忙於包裝並安排運輸一些箱子到洛杉磯，並打算在兩到四周內離開中國。耿愛德說他將乘船前往美國，卻不知將乘何船，途中是否停靠舊金山或洛杉磯。
耿愛德回信包克，“因為《中國紙幣收藏匯》的編輯及創辦人（陳先生）被控挪用公款”，包克托耿愛德尋找的《中國紙幣收藏匯》已不再出版，但是耿已另為包克尋得上海劉行方定期出刊的紙幣雜誌（《中國紙幣目錄》）”。
耿愛德解釋：“寄給你的秦子幃藏品拓本集卷二已被裁剪，以用做目錄插圖。”耿愛德還在信中寫出了秦子幃的中文名。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2月27日，1頁
寫於橫濱
耿愛德在信中提到，他正乘坐馬士基貨船前往美國，預計將於3月14日抵達舊金山，他在洛杉磯的收件地址是“北西克莫大道1995號”。耿愛德表示一到舊金山就會聯繫包克並與包克碰面，見面時請包克帶來土耳其金幣以便結賬。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3月17日，1頁
寄至耿愛德位於北西克莫大道的地址
倆人討論了西藏錢幣及其數量。從信中可以得知耿愛德與包克在這一天之前已經見過面。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3月22日，2頁
“及至此處，我大驚。我於上海打包寄出總計19箱行李，獨17箱安全送達（雖未從海關過），兩箱被盜。其中一箱幾近悉數為我之錢幣珍藏。我畢生所藏的銀幣、鎳幣、鋁幣輔幣及副品受損嚴重。此外，我的錢財損失巨大。于盜賊而言，若將所盜銀幣熔鑄，只能得到一筆小錢，約700-900美元而已。若盜賊將所盜錢幣賣給美國錢幣交易商，也只能賣出相對低的價格，因所盜之幣在美國不受歡迎，無人會出高價購買，我卻將它們視若珍寶。我認為它們售價可高達10000美元。此次遺失的兩箱藏品，其中一箱內的玻璃、象牙、銀飾，皆未投保，部分原因在於需繳納約500美元的保險費，而主要原因在於我不想向保險公司洩露我將攜帶銀幣出中國。”
“如有善人完整歸還我所遺失的兩箱行李，我將給他一筆豐厚的感謝費，輪船代理公司歸還的情況除外。特此來信敬問，你可否幫我解此煩憂；或者你可否轉告埃·提·裡奇先生請他幫忙。若您覺得裡奇先生或可一試，請將此信息轉告裡奇先生，我在此靜候佳音。若您認為需要着手調查，請取出信封裡的信，剪下信末附言，並轉寄裡奇先生，附言已寫明所有必要細節。”
“我欲在此強調說明，在錢幣交易商眼中看似千篇一律的一枚幣，在我看來有着二十種到五十種版別（全都裝在可抽動的錢幣紙板中），我是少見的收集不同版別的錢幣收藏家。您能否轉告您認識的舊金山錢幣交易商留意正在出售的中國輔幣和鎳幣？”
“據我所知，無人親眼見我在上海打包錢幣。鑒於含9個木箱（筆誤，實際是19箱）的運單已被簽收，我們可知所有貨物已成功裝船，亦有可能在上海遺失，儘管可能性很小。”
在遺失藏品之後的數年內，耿愛德仍多次在信中提及他所遺失的錢幣，遺憾的是，在耿愛德與包克往來的信件中沒有發現遺失的錢幣清單。包克在3月31日的回信中說他已經把這份清單給了裡奇先生。最新一封通信表明早在1949年耿愛德就已經用貼頁方式裝好所有的錢幣。在耿愛德所著《中國幣圖說匯考》書開頭附加一張照片，照片中的耿愛德正坐於桌前手捧錢幣紙板檢查錢幣。耿愛德在之前信中提到的埃·提·裡奇其實是錯誤的人名，正確的寫法應當是亞歷山大·沃特·裡奇（1912-2003年），又名華特·裡奇。裡奇是一名專業化學家，他是包克的朋友，收藏中國錢幣，居住在舊金山。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3月29日，1頁
寫於上海，寄信地錯誤
“一周前我寫信給你，當時已找到完整的71號木箱，但是裝載輔幣的69號木箱在一次艱難旅途中俱毀。據說我的箱子受到幾箱笨重木油桶的猛烈撞擊，幾成碎片，箱內物品浸泡在濃濃的油垢中。”
“昨日我與船運公司調查員一道前往海關查驗並重新裝箱失而復得的藏品。我的大部分輔幣還留在箱子內，我心甚喜，特將此喜悅與你分享。按照常規程式，我並不能馬上帶走箱子，但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定會努力做這件事。我還會仔細檢查，以防有海員撿到掉出來的錢幣作為紀念品。”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立刻寫信給你，以免你浪費時間（若你已開始幫忙尋找）繼續幫忙找尋我全部遺失的藏品。若你能繼續留意賣給中國輔幣交易商的錢幣或是中國輔幣交易商賣出的錢幣，那就再好不過了。”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3月31日，2頁
“我已經收到你的上一封信，為此事我專程拜會裡奇，將信原封不動轉交給他。裡奇手頭有從舊金山錢幣錢幣交易商處購得的錢幣。這些錢幣疑似是你的錢幣副品，以你之前從霍奇斯那裡所得贗品副品居多。
“次日，週六。我拜訪了幾名舊金山主要的錢幣交易商，並告訴大家你遺失錢幣一事。我轉告各位錢幣商：‘一旦在當地市場發現我遺失的藏品，敬請諸位相告。’他們表示同意。途中我還細細查看裡奇得到的疑似是你遺失的剩餘錢幣。錢幣商同意未經你的許可不會隨意處置這些錢幣，以防其中果真夾雜你遺失的藏品。如果你尚有沒找回的藏品，請你寄給我一份明細清單。我將進一步檢查追蹤。”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4月5日，1頁
“我終於拿到損毀的69號箱。箱中物品損毀巨大，有些已嚴重沾染油垢，有些已然面目全非，興許曾慘遭盜賊破壞。所幸我的多數銀幣、鎳幣完好無損，另有一些已從海員手中討要回來。我確信有一個箱子裡裝着許多輔幣副品，卻忘了是哪一箱。若是69號箱，石沉大海的可能性較大。若是其他箱子，也許哪天能回到我的身邊。至今我仍憂慮該於何處存放餘下的18箱藏品，我們的公寓已無足夠空間存放太多物品。我在上海新制的全部錢幣紙板皆已在油中泡爛，但相比石沉大海，此乃不幸中之大幸。“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4月11日，2頁
包克在信中羅列了他在一家當地錢幣店鋪看到的大約22枚錢幣拓片。儘管這些拓片不對外展示，仍可在他寄贈的蔣仲川著《中國金銀鎳幣圖說》中找到，其中有一枚是雲南金幣的試鑄銀幣，有一枚是1901年辛丑（1901年）吉林省造光緒元寶三錢六分銀幣，橫幅之旗幟有英文字。這兩枚幣即是耿愛德遺失幣中的兩枚，倆人後期往來書信中有再次提及此事。可巧的是，這兩枚幣是包克藏品目錄編號中的最後兩枚，着實有趣得很。包克寫給耿愛德的下一封信落筆日期也是4月11日。
1917年雲南省造當銀幣伍元單面試鑄幣，K1521a，包克藏品，入捐瀋陽造幣博物館
1901年（辛丑）吉林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三錢六分銀幣，KannB40,包克藏品，入捐瀋陽造幣博物館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4月11日，1頁
“當我聞知近期流入當地錢幣商手中的中國錢幣均來自你遺失錢幣的船隻時，我頗感驚訝。一經收到你的來信，我便通知裡奇與舊金山錢幣商威廉·史密斯（其商鋪為舊金山地十九號大街優瑞卡錢幣鋪子），並約威廉·史密斯周日在聖約瑟舉辦的加州錢幣協會展會上詳談，但威廉·史密斯並未出席會議，或者說我可能與他擦肩而過了。因此，我于昨日前往史密斯辦公室拜謁他並商議相關事宜。我注意到，史密斯突然撤走他於展會上展示的所有錢幣，且在我聯繫他後他將所有的錢幣收起來了。
見面後，史密斯表示，他面向不同收藏家出售各類錢幣。除卻承認他曾出售幾枚湖南小銀餅（即湖南長沙乾益省平足紋柒銀餅等此類小銀餅，耿愛德書編號942-985號；詳見耿愛德的下一封信）給居住在伊利諾州惠頓主街和日內瓦路的史密斯和頌恩，再無提及他人。而這兩人我曾在展會上見過，他們亦是參展商之一。”
“史密斯說他會寫信給你，我已將你的地址給他，請靜候史君佳音。我給他看過你最新寄來的一封信，裡頭有你發給我和裡奇的原始貨箱描述清單。同時我已向史君買了其中幾枚幣，史君同意，如果你還想要這些幣，他會按購買價把錢退還給我，條件是在他收到你的答覆前由我保管這些幣。”
“起初史君有些擔憂你來信所述已毀箱子與他所購錢幣毫不相干。‘我所購買的錢幣並沒有你箱子裡的副品及贗品’，史君說此話時看似相當有把握。我實難相信史君所購錢幣中有幾件贗品，因而我確信，它們之中定有你的錢幣副品，如若不然，則是我以真為假真假不分了。當然其中有幾件着實是贗品，許多是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我料想，史君希望你盡其所能以他所願方式處理此事。然而讀完你的最新來信，史君知你勸我自己購買一些錢幣後，史君似乎明白了你的想法，史君若有所失。”
“也許我該與你談談那位據稱是最初拿到你遺失錢幣的海員，他將錢幣經手給另一名錢幣商厄爾·派克（知名錢幣商），厄爾也是偶然間得到這些幣的。也就是說，這名海員將錢幣拿給厄爾看了，爾後厄爾介紹海員與史君認識。無人知曉這名海員姓甚名誰，但是厄爾和史密斯經常看到他，他幾乎每天都會去舊金山市場街派克商務中心附近的一家酒吧，將幾乎全部的錢幣都藏在那裡。我將此事告訴你，以供你在船運公司或其代表機構調查你的箱子時參詳一二。”
沒有一封信中有提到包克最後是否自己將幣買下，可能有關信件已經丟失。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4月22日，2頁
寫於洛杉磯
“在你寄給我的上一封信中，我並沒有回復你關於民國七年迪化銀元局造一兩銀幣的價格。在上海，該銀幣樣幣售價15-20美元，它肯定來自我的副品。在我的其中一個牢固的紙箱中也裝了同樣的幣。紙箱破裂後，大概有兩批這樣的幣被拿走了。”
“再說回我們11日的通信。我現在能告訴你當我第一次通知你錢幣被盜一事時那些被我遺漏的物品。同樣的木箱中還裝着中國鑄造的獎章、贗品和我的副品。我將藏品分散放在不同的箱中，我現在根本想不起它們分別放在哪個箱中。在來海關取走69號箱內用麻袋和輕巧的板條打包的殘留幣時，我才能看到（箱內裝着）一些沒有被我記起的幣。十分遺憾，我的贗品有三分之二被盜了，只剩下其餘的三分之一，此外，我有兩批副品都被盜走了。真希望我常規收藏的銀幣和鎳幣輔幣沒有被盜走。因空間有限無法將幣鋪展開來，我尚且難以進一步檢查這些失而復得的錢幣。”
“無論如何，錢幣商從海員那裡或在碼頭買到中國銀幣和新疆土耳其銀幣，這種說法並不合理，顯然，是他偷了錢幣。我敢打保票，假若將此事訴諸法庭，錢幣商將損失慘重，因為他說不出買家的姓名和地址；假若錢幣是他買來的，他應當有所購錢幣之清單及買家（偷盜者）簽名的賬單。”
“現在我能百分百確認，你先前所說的賣給一名伊利諾州錢幣商的湖南省小銀餅為已故平玉麟鑄造的贗品。我曾出高價購買它們，將之珍藏五年左右的時間，最終卻遺憾發現它們都是贗品，此乃板上釘釘的事實，我的行李可能還留着這些贗品的照片。
“時至今日仍未收到史君來信。倘若史君寫過信，他可能在信中給出了中肯的建議。如我所言，我有曾被我誤以為真卻實為贗品的錢幣照片。”
“近來我一直很忙。我們打算在現有住所再租一間房，儘管這仍不足以容納我們所有的箱子，卻有助於改善當前的情況。”除了寫出耿愛德被盜錢幣的更多細節，這封信還交代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湖南小銀餅贗品生產商的姓名。耿愛德在信中稱此人為“平玉麟”，此外再無更多有關此人的信息，除了寫出此人“已故”。
在信中最末段落，耿交代了他在洛杉磯的生活近況，耿坦言其生活十分節儉，並非外界所傳的那般富裕。耿死後數年，他的遺產繼承人提起遺產訴訟，人們才知道他的遺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股票和債券，他的遺產中已然沒有他平生珍藏的錢幣。20世紀50年代，耿之錢幣藏品被賣，其郵票、銀錠、紙鈔在他死後也全部被賣。耿一生珍藏之中國玉石和象牙不知所蹤。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5月11日，1頁
“我欲申請留美居住，必須有證明，因此亟需三位美國公民的證明書，證明我品質良好。證明人無需交代有關個人財政經濟的情況，你可否給予協助，將證明書發送至······（地址）你可以寫我們已相識多年，諸如此類。我先於此稽首拜謝，感激不盡。”
耿愛德在信中說“我聽說聖地亞哥的一名醫生擁有重要的中國錢幣藏品”，耿請求約見這名醫生。他還在信中附加了一份清單（未見），清單中列明了中央銀行在1949年3月底之前發行的全部中國金元券。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5月15日，1頁
包克回信，該名收藏中國錢幣的聖地亞哥醫生可能是華萊士醫生，他是一名驗光師，其辦公地址在聖地亞哥百老匯大道第五大街。華萊士醫生還是聖地亞哥錢幣俱樂部的總裁，他主要收藏50美分錢幣。還有一名收藏家，名為约翰逊，他在回到東部的家鄉前試過向華萊士購買中國藏品。包克建議耿愛德聯繫華萊士醫生詢問其藏品是否已被售賣。
此乃重要信息。據說耿愛德在1954年前後將他的中國錢幣藏品賣給了一名醫生，這名醫生一直擁有該藏品，直至1971年該藏品才由舒爾曼與克裡斯伯格拍賣行賣出。至今這名醫生的身份依舊是個謎。有幾名錢幣商都認識他，但因其本人和家人都還在世，拒絕透露他的名字，直至2011年才鬆口。這位不知名醫生有可能是大衛·格雷厄姆，耿愛德曾與之編寫一份補充目錄，這份目錄在耿收藏的中國錢幣目錄基礎上補充列出了一些臺灣樣幣。20世紀50年代，大衛·格雷厄姆在駐台美國共同安全分署擔任工業教育顧問。但是請注意，我們不該將他與傳教士兼人類學家D.C.格雷厄姆混淆了。
包克確認其已收到金元券清單，並表示他近期新增收藏的唯一重要藏品是一枚原模鑄品庚子（1900年）北京銀元局造一錢四分四釐（貳角）銀幣。包克還表示他很高興能為耿愛德做移居證明。
末了，包克在信中寫道：“久未聞史君消息，自我給他你的地址已經過去一段時日，我只好來問你，史君是否遵守承諾與你聯繫？”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5月16日，1頁
耿愛德寫道：“我亦數月沒有收到史君的消息了。史君極有可能還在北京，且一切安泰。史君真乃妙筆生花——若史君終日從事創作事業，定當成為一名專業作家，可惜他寫得太少了。”在此，耿愛德將包克所言“史君”錯認為沃德·史密斯，一名中國紙鈔收藏家。而實際上，包克所說的是威廉·史密斯，那名買到耿愛德被盜錢幣的舊金山錢幣交易商。
“你得到了北京銀元局造一錢四分四釐（貳角）銀幣原模鑄品，這真是個好消息，此幣價值100-150美元（如果它是真幣）。我沒有收藏過北京銀元局造一錢四分四釐（貳角）銀幣原模鑄品，同樣沒收藏過原模鑄品壹角幣。若你有幸見到如此珍貴的錢幣（如果你已擁有這類幣），請你為我買下它們，或許它們可以賣個好價錢。”有趣的是，耿愛德終於在1949年5月買到兩枚北京銀元局造銀幣，這樣的幣經常出現在拍賣會上。
耿愛德說4月15日左右，上海發行了兩種新面值的50000元金元券和100000元金元券，並贈予包克一張面值500元金元券。他還說他和詹姆斯·王（一位知名的中國籍美裔中國郵票收藏家）在洛杉磯成立了一家中華集郵會地方分會，迄今只有七名成員。而包克是中華集郵會舊金山分會的一名積極成員。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5月18日，2頁
“自我上次寫信告訴你見到史君（及有關錢幣的事情），我一直希望能收到史君或你的消息。然而自那次後就再無史君消息，上周日我到舊金山去看他了。見了面，史君方才告訴我上次與我見面後會寫信給你，他卻遲遲沒有動筆。我進一步問他是否真想如承諾的那樣寫信給你，他坦白說他並沒有這個想法。顯然他並不想涉入此事，除非你能出面解決。毋庸置疑，我和裡奇對他所持態度都不贊同，我想我必須告訴你他現在的態度。史密斯在他的營業場所展出過許多枚先前從未展示過的中國銀幣，但是他並沒有說這些中國銀幣是否來自被盜之幣（即耿愛德遺失被盜之幣）。”
第二頁是包克為耿愛德寫的移居美國證明書复印件。包克親筆：“茲證明，愛德華（原文有拼寫錯誤）·耿愛德先生，原籍捷克斯洛伐克，原居住於中國上海，欲獲准移居美國。為進一步證明其申請，我在此說明，我與耿愛德先生于1939年早已相識，並無數次在中國和美國有過交往。我相信，耿愛德先生是一名善良、正直的公民，在各方面均無可挑剔。在過去十年中，我們往來頻繁，我始終堅信，他是一名誠實、謙遜、可敬之人。我很樂意證明如上。”
耿愛德出生於奧地利的一個小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小城誕生，耿愛德出生的小鎮部分被併入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捷克居民，耿愛德申請留美將遭遇困難。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5月20日，2頁
“關於我的部分被盜錢幣，我近期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若聘請一名律師並親自出庭，所支付費用遠大於遺失錢幣的價值。我並沒有登記，手頭亦無證據證明那些被盜的副品是我的，除了掌握裝有錢幣的箱子已破開且有些藏品已被取出的事實，但我對於收藏的平常藏品（我不可能打開我的任何一個大箱）採取不同的做法，幾乎都有將它們拍照留存，因而倘若這些藏品是被盜的，我將起訴史君。我私下告訴您這件事，萬勿將此事告訴史君。”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5月22日，1頁
“我們就史君其人存有分歧。我們所說的不止是一個‘史密斯’。我所說的史密斯是舊金山的史密斯。我曾給他你的通信地址，希望他寫信告知你有關你在船上所遺失錢幣之事，這個‘史密斯’即我先前提及的出現在他所開店鋪的史密斯。你所說的‘史密斯’是去過北平的那位‘史密斯’。我已將近一年沒有他的消息了，他現在是否還在北平，或者已經回家了？我問過邱文明先生關於北平史密斯的近況，然而邱先生並沒有給我回復。我知道邱先生與史密斯在北平一直保持聯繫。”
以上所指“北平史密斯”即沃德·史密斯，1970年出版的《中國紙幣》編著者。二戰期間他隨同美軍居住中國，二戰結束後升學北大。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6月2日，1頁
包克說他已隨信敬附證明信，為耿愛德移居美國提供證明。信的其餘部分提到了他收集到的最新發行的中國郵票。
耿爱德致信包克-无日期，1頁
“讓你費心了，真是感激不盡（指包克為耿提供證明信一事）。希望你的申請得到批准，能夠早日移居美國”，耿愛德還給包克抄送了一份新的金元券目錄（未見），並說明這些金元券不再流通，作為替代，使用的是在廣東發行並在香港印刷的銀元券。經推斷，這封信的落筆日期應在6月2日至10日期間。耿愛德說他已經同意偉隆·布朗提出的請求，將在美國錢幣協會會上發表有關中國錢幣的演講。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6月，1頁
評說金元券、銀元券和郵票。
耿爱德致信包克-1949年8月14日，1頁
耿愛德告知包克，他將於下週五晚上抵達舊金山並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酒店訂了一間房。儘管信中並未述及，耿愛德當年出席了舊金山美國錢幣協會年會並在會上做了演講。耿在信中說，他將致電包克商談見面時間和地點。耿愛德親筆：“我的哥哥從波特蘭來看我，定于周日離開，週六我會和他在一起。”這是耿愛德第一次在寫給包克的信中提到他的親人。耿愛德的哥哥艾爾弗雷德·耿愛德住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10月10日，1頁
按耿愛德在8月舊金山美國錢幣協會年會見面時提出的要求，包克在信中附加了4份阿古柏在新疆發行的鐵勒金幣拓本（未見）。這4枚金幣年份皆為1874年（AH1291）（耿愛德書編號1489-1491），但圖案可能大不相同，因包克寫道：“有個地方需要留意，幾枚幣的幣邊與內圈雕刻呈現全然不同的圖案，有的幣只有簡單的線條，有的幣線條中間有圓點，有的幣內外圈之間有直線連接。”
包克請耿愛德幫忙收集中央銀行發行的紙鈔，尤其是他還沒集全的金元券。包克還說他計劃去洛杉磯旅遊。“自《GoldenCarp》創辦以來，我不忘集藏每一期期刊。
1873年（AH1291）新疆“阿古柏”（yaakub）金幣，K1489，極美品
此乃中華集郵會洛杉磯分會最新發行雜誌”，包克感歎，起初在洛杉磯的雜誌發行人並無興趣發行雜誌，後來包克改變了他的想法，於是新刊問世，包克也成為該刊編輯。
信末，包克首次提及陳卓偉：“隨附陳卓偉先生本月在香港舉辦的中國錢幣展目錄副本。陳先生還發行了一本中文冊。陳先生希望能到美國完成為期數年的研究生課程，除了研究紙鈔和銀行鈔票，他還希望能帶來自己的收藏。祝願陳先生夢想成真，他擁有許多我從沒見過的藏品，令我大開眼界。”
包克在信中聊到了更多有關陳卓偉的事。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10月17日，1頁
耿愛德感謝包克寄送的陳卓偉現代錢幣藏品中文冊，但否認了陳收藏的重要性。耿請求包克代其詢問陳近期是否有前往加州的意願。耿還提到，他收到了施嘉幹所著《中國近代鑄幣匯考》一書，中文版，共500本。耿愛德欣喜寫道：“……共200頁，豐富的配圖，大部分是來自我的藏品。”我們可從耿愛德書信中得知，他人出版錢幣學書籍常常會使用耿愛德錢幣藏品的照片。
聽說包克可能來訪，耿愛德提前一周取出銀行保險櫃中的錢幣，將它們設置成頁展示出來。耿愛德使用硬板頁面和透明塑膠袋展示，以便看清硬幣的正反面。在不展示時，硬幣裝在紙質信封中，裝入保險櫃。
《中國近代鑄幣匯考》
耿愛德接着提到了三個1949年6月-7月為中國鑄造約3000萬銀元的美國造幣廠。這三家廠以民國二十三年孫中山像背帆船為模具。但信中並未說明他是從何得知這個消息的。他零零碎碎寫道：“我推測，中國廣東、成都、重慶、臺灣都在鑄造壹圓銀幣，而蘭州府（當時還設有蘭州府）則生產20分幣。這批銀幣極可能都是孫像帶帆船版別，只不過年份是民國三十八年。”顯然，耿愛德並沒有親眼見過這些幣，因為實際上他所說的幣是不存在的。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他認為他所提到的造幣廠有生產上述銀幣。這幾家造幣廠在1949年的確可能鑄造了銀幣，然而於此並無確切證據。有趣的是，他甚至提到了蘭州府（甘肅省）鑄造了20分幣，也許耿說的是他在自己編纂的《中國幣圖說匯考》中收錄的甘肅省造袁世凱20分銀幣，該幣在他的書中反面編號761，但如他所言，他並沒有親眼見過這枚幣。也有可能是他將“貴州”記成了“甘肅”，因為1949年貴州確有生產過20分銀幣（耿愛德書編號758Ⅲ），或者這個消息純屬道聼途説。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11月28日，1頁
包克在前往底特律的途中，聞訊後未立即回復耿愛德。現在他有了新計劃，他打算下週末到洛杉磯去拜訪耿愛德。包克說他已一年有餘未聞施嘉幹消息，更不知他出版了新書。
致信耿愛德-1949年12月5日，1頁
寫于埃塞克斯大學
艾絲特·亞瑟是位於麻塞諸塞州塞林的埃塞克斯大學圖書館撰稿人，回復了與耿愛德的前幾封通信中關於一本名為《西藏貨幣》的小書冊問題。亞瑟說，埃塞克斯大學圖書館及魯濱遜圖書館錢幣學著作專區都找不到這本書，因此請求耿愛德提供該書作者或出版日期的詳細信息。耿愛德在1949年12月12日寫給包克的信中透露，其正在尋找有關西藏錢幣的領事報告，卻一無所獲。我們已無從得知耿愛德尋找的是英國領事報告抑或美國領事報告，又或者是中國海關報告。包克在1949年12月14日的信中寫明他尋找的是編號為21188的領事報告，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學見過這份報告，但是在埃塞克斯大學圖書館或魯濱遜圖書館的書單目錄中都找不到它。耿愛德說美國錢幣協會存有一份兩頁的報告打字稿，其中卻沒有提及日期或作者。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12月8日，1頁
包克感謝耿愛德在前幾天展示了他的中國銀錠和銀幣藏品，使包克大飽眼福。包克還興高采烈地告訴耿愛德，他最近從邱文明處得到了12枚新疆半錢銀幣，之前他已經收藏該幣的七種版別，此12枚可謂作為補充的不同版別。包克將總共19枚新疆半錢銀幣寄給耿愛德，並表示倘若這些幣中有重複，他願將重複之幣賣給耿愛德，若耿君需要。這封信向我們透露了一個資訊，即包克收藏的大多數新疆半錢銀幣是他1949年從邱文明那裡得來的。
包克還給耿愛德寄送了一份他正在撰寫的文章副本，這篇文章列出了所有的民國十八年（1929年）孫中山像銀元，他還將這篇文章寄送給應中國政府之約生產這些銀元的國家。包克說這篇文章下筆匆忙，他不能確定文中的版別分類是否完全正確，並就此徵詢耿愛德的建議。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12月12日，2頁
對於包克提出的有關民國十八年孫中山像銀元的問題，耿愛德回復，耿愛德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除了英國製作的錢幣有些問題。耿愛德說他將寫信給維也納造幣廠進一步詢問相關事項。
有關新疆半錢（五分）銀幣，耿愛德說他已經收藏有80種不同版別的這種銀幣。耿愛德說他在上海以50分的價格買到喀什錢幣，但在諸如葉爾薑等其他造幣廠購買，價格會貴很多。他還從漢斯·舒爾曼那裡買到了3枚，每枚單價7.50美元，每一枚都是他之前沒有見過的版別，幣面鑄有中文字“圓”。他共得到兩枚鑄“圓”字的新疆五分銀幣，且都十分稀有。這兩枚幣正面“圓”字之“貝”字末兩筆之間有一點，其中一枚背面只刻有突厥文字，由庫車造幣廠鑄造（見林憲璋和陳吉茂共同編著《邊境瑰寶-新疆金銀幣全圖典》（2016年）編號#023）。另一枚則由喀什造幣廠鑄造，其背面左側鑄滿文，右側鑄突厥文字，中間為中文面值（見《新疆錢幣》（1991年）編號#286）。我們不能由此推斷耿愛德收藏的是哪個版別的銀幣，因其書錄中並沒有列舉。
這封信中用長達兩頁的篇幅寫了太平天國金銀幣。耿愛德提到了亞歷山大·建楣森在1866年《錢幣學年鑒》中發表的文章，該書表示太平天國組織實際上沒有發行過金銀幣，但特雷西·伍德華卻引用過這篇文章作為反證說明太平天國組織曾發行過金銀幣。耿愛德還提到了另一個信息，即威廉·梅斯尼在186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梅斯尼在文中稱親眼目睹過太平天國金幣，外國人還將之作為紀念幣贈送。此外，耿愛德還在信中寫到他於1860年在比利時發表的一篇文章，文中述及捐贈給荷蘭皇家博物館的太平天國銀幣和銅幣。於是，耿愛德去信博物館，博物館回復並未收到此類捐贈，此類幣也並非荷蘭皇家博物館館藏。事實上，耿愛德（及其他人）都誤解了這篇文章的意思，有此類幣的是爪哇的一名收藏家，而這些幣並沒有捐贈給博物館。
耿愛德還說，“我弟媳近日攜帶一些新的中國紙鈔來訪上海，即我在信中寄給你的中國紙鈔”，根據一份手寫資料，這封信中共有兩張50元鈔、六張100元鈔和三張200元鈔。相對較低的鈔票面值說明，其中有部分紙鈔來自中國人民銀行。
最後耿愛德問：“擁有加鑄‘本省’二字湖北省貳角幣的那位先生是否已回復？”這枚極其稀有的錢幣是整套湖北龍銀的其中一枚，龍紋邊上鐫刻“本省”二字。我們並不知道鑄造此幣的目的，而且同一人擁有如此多的此類幣，實屬罕見。在下一封信中，包克回復：“擁有湖北省貳角幣的那位先生還沒給我回復。”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12月14日，2頁
太平天國金幣
太平天國銀幣，包克藏品，入捐上海造幣博物館
有關太平天國金銀幣的更多信息。包克提到，斯賓克拍賣行在1935年4月拍賣一枚太平天國金幣，西拜拍賣行（注：斯賓克和西拜都是英國知名錢幣拍賣公司）也拍賣一枚，倆人幾乎同時拍賣。包克由此推測，這兩枚幣有可能是同樣的幣。據斯平克描述，他所拍賣的那枚幣正面鑄四個中文字，反面鑄兩個中文字。包克從未真正看見過金幣，但是他手頭有一枚太平天國銀幣。
有關新疆五分（半錢）幣的更多信息。包克說，他有一枚帶“光”字銀幣（完整的刻字為“光緒銀錢”），中心為一方形孔。他認為，耿愛德所說帶“圓”字幣可能並不屬於這類銀幣。包克還列舉了他所收藏的所有新疆五分和一錢幣拓本。
耿愛德多次提到正在撰寫有關西藏錢幣書籍的W.克拉克先生。實際上這位先生是W.L.克拉克，他寫的書並沒有出版。在此信中包克問道：“你希望克拉克投稿的論文是否已發表于《錢幣收藏家》雜誌3月-4月刊第46-47頁，題為《西藏錢幣之面值》？”
包克還說到一名為包克傳記提供信息的俄羅斯籍中國錢幣收藏家。“斯洛布德切克夫給了我一份清單，上頭列有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用俄語發表的有關中國錢幣的十餘篇論文。由於他的筆記相當簡略，我需要好好看看小冊裡的內容，以便獲得與頁碼有關的必要數據。”
包克致信耿愛德-1949年12月16日，1頁
“在週三於舊金山召開的太平洋海岸錢幣協會會議上，一名錢幣交易商給我看了特雷西·伍德華遺孀寄來的信函。我在此隨附一份影本以便你閱讀（未見）。我想你不會對全部藏品都感興趣，但是收藏中的一些錢幣一定會吸引你前去與她交談。因為她可能找不到購買全部藏品的買家，或者有可能會有買家買走全部藏品並將藏品分類賣出。”
這是特雷西·伍德華中國錢幣藏品被分散的開端。特雷西·伍德華逝於20世紀30年代，他在收集日本郵票方面同樣成果豐碩，還曾寫過有關早期日本郵票收集標準的作品。在他逝後多年，他的遺孀將他聞名於世的日本郵票藏品拿到某個歐洲郵票拍賣會上拍賣。這次拍賣會時間恰巧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人們曾趨之若鶩的珍品一夕之間竟以大大低於其實際價值的零頭價格賣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也許這就是伍德沃德的遺孀沒有同時賣出他的錢幣藏品的原因，而是等到世界大戰之後再拍賣錢幣藏品。伍德沃德的錢幣藏品自1951年開始賣出，由兩位不同的紐約錢幣交易商買走，但究竟誰為買者，我們並不清楚。伍德沃德錢幣藏品中的許多稀有珍品分別在1951年4月和1952年4月的兩次漢斯·舒爾曼拍賣會上賣出。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12月17日，2頁
對於包克在其12月14日的信中與耿愛德提起的帶“圓”字新疆半錢幣，耿愛德描述如下：“我收藏的這枚半錢幣來自舒爾曼。幣面右側“圓”字（耿愛德手寫字）清晰可見，四個中文字排列為上方“光”字，下方“緒”，左邊（僅部分可見，“錢”字或“銀”字）。此枚幣着實有趣，是我見過的唯一一枚樣幣，似乎沒有年份。”包克還進一步表示，他能夠以每枚50分的價格在上海購買許多普通半錢幣。他在上海的供應商告訴他，北京有位錢幣交易商手頭有許多此類幣出售。
通過在此之前的通信，我們似乎可以看出，耿愛德的新疆半錢（五分）幣背面只鑄有“圓”字，但讀完這封信，我們可知錢幣的正面共銘四個中文字。大多數新疆五分幣鑄有的四個中文字是“光緒銀錢”，極少有新疆五分幣鑄“光緒元寶”四字（或“光緒元年”四字）。該幣在耿愛德書中編號999，為英吉沙爾造幣廠鑄造。
接着耿愛德在信中列舉了耿愛德欲以之交換包克的一些新疆副品的錢幣名單。在這些錢幣中有中華民國十三年廣西省造貳毫銀幣，中心“桂”字（耿愛德書編號750）。對於此幣，耿愛德說：“十年前我以150美元的價格購買原版幣，多年後此幣變得稀有。戰爭期間，一批同樣的幣湧入上海市場，導致此幣價格降低。”名單中還有一枚幣，即中華民國總理紀念幣十六年造貳角銀幣（耿愛德書編號712）。耿愛德將此幣描述如下：“此幣只在1945年發現過。我收藏的樣幣為未使用幣。1948年7月，我以100美元的售價購買此幣；數月過後再行購買，價格已降至25美元。售價日漸下降。”
廣西省造貳毫銀幣
貳毫銀幣，中心“桂”字（耿愛德書編號750）。對於此幣，耿愛德說：“十年前我以150美元的價格購買原版幣，多年後此幣變得稀有。戰爭期間，一批同樣的幣湧入上海市場，導致此幣價格降低。”名單中還有一枚幣，即中華民國總理紀念幣十六年造貳角銀幣（耿愛德書編號712）。耿愛德將此幣描述如下：“此幣只在1945年發現過。我收藏的樣幣為未使用幣。1948年7月，我以100美元的售價購買此幣；數月過後再行購買，價格已降至25美元。售價日漸下降。”
耿愛德隨後寫道，克拉克計劃出版一部有關西藏錢幣的專著。
中華民國總理紀念幣十六年造貳角銀幣
“克拉克先生已着手撰寫一本有關西藏錢幣的專著兩年有餘，去年夏天，克拉克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中表達其欲於今年12月出版專著的願望。我不知他是否將攜手美國錢幣協會共同出版抑或單獨出版此專著。2月前，我再次寫信給克拉克，至今克拉克仍未回信。”
耿愛德致信包克-1949年12月31日，2頁
耿愛德書：“這是你於16日寄來的信，我在此感謝你寄來的伍德沃德遺孀信函副本。我確信，上次見到你的時候，我曾跟你說過伍德沃德的藏品尚未售出，事實證明我的推斷無誤。1938年，我從伍德沃德遺孀處獲知具體細節。我們制定的將藏品賣給中國政府的計劃有望達成，無奈戰爭阻擋，交易不告而終。初聞此訊，我與你的想法相同，我也覺得沒有人會買下他全部的藏品。事實並非如此，我得知有一名錢幣交易商出價至少45000美元欲購買伍的全部藏品，一半現金支付，餘下一半將於一年內支付，且此消息確鑿。該名錢幣商信譽良好。雖伍德沃德遺孀拒絕此次交易，我不知還會有何人欲買下伍的全部藏品。大概兩周前我寫信給伍的遺孀（除了一些藏品，我並不想購買其他藏品），但是至今她還沒有回復我。我確信藏品中包含各種贗品及仿幣，約有一半的藏品是1分銅幣，其中金幣無疑品相上好，而銀幣卻不如我的藏品。我將我知道的資訊全部告訴你，等你獲知可信訊息，希望你告訴我。”
這封信首次向我們透露，耿愛德及伍德沃德的遺孀已商討過將伍德沃德的藏品賣給中國政府一事，由於抗戰爆發，交易未能進行。我們只能猜測是哪個政府機構要購買藏品——也許是中央銀行或上海中央造幣廠。耿愛德與這兩個機構都有聯繫，將藏品賣給它們算是合情合理的。數十年後，戰爭結束，藏品完好無缺，此時伍德沃德遺孀想要出售伍德沃德的錢幣藏品。一名錢幣交易商出手45000美元——看似相當誘人的價格，但是遭伍德沃德遺孀拒絕。我們不知原因何在，也不知出價之人是誰，甚至不知他（她）是一名收藏家還是錢幣交易商，他（她）來自何處。也許買家是日本人，出於戰時結下的仇恨，伍遺孀拒絕了該買家的出價。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何原因。
耿愛德接着聊到了施嘉幹及其最新出版的有關中國金銀幣的書：“我剛收到施嘉幹的信。我寫給施嘉幹的信經香港40天后方才送達。施嘉幹回信日期12月2日。施嘉幹素來寫信條理分明，其在來信中寫明錢幣新主人現已蟄居上海。施嘉幹告訴我：‘在上海印製692本書的費用，包括製圖和列印照片的費用，總計4250美元；香港收費要高出一倍。這於我出書計劃並無好處，將佔據比往常多一倍的空間。今後來信可寄至下列地址：c/oP.N.Chen……..，施嘉幹’。”
施之來信證實了耿愛德的猜想，在新政府的統治下，上海已經停止錢幣交易。施嘉幹提供的印刷資訊十分有趣。為何要印刷692本書？這692本書有可能是施嘉幹所著書500本中文精裝本（附照片）加上192本英文平裝譯本（無照片）。之後的信件將討論直至現在仍未面世的第二版施嘉幹著書。
然後耿愛德提到裡奇請求借用耿愛德的銀錠藏品照片，以便對一些作品進行補充說明。耿愛德發給他一組照片，共12張，以及一份詳細的清單。耿愛德問包克：“你如若感興趣，可以自行額外製作一套（費用由裡奇支付）。”包克在下一封信說明他已經做了一組照片，並且將照片放進他的書中。之後包克家族將包克收藏的東亞錢幣圖書交給周邁可先生，周邁可先生將大部分書連同照片贈送給筆者。
20世紀70年代，我從洛杉磯拍賣公司借來了一組大型（約2英尺×1英尺）耿愛德銀錠系列藏品照片，這些照片來自伍德沃德的遺孀。我讓我叔叔製作了一組相同尺寸的照片，然後將這組仿品寄給大英博物館的喬克裡布，隨後買下了該系列藏品。我手頭還有一份銀錠清單的影本。據清單記錄，這些銀錠共199件，清單中還列出了每件藏品的重量及其他細節。
耿愛德談到了克拉克先生，彼時克拉克先生正在撰寫一本有關西藏錢幣的書，但克拉克沒有回復耿愛德的請求。耿愛德在信中讓包克幫忙詢問這本書，但不能讓克拉克知道他對這本書感興趣。耿愛德想要借用克拉克寫的與西藏錢幣有關的文章以及克拉克最新發表的有關四川盧比的錢幣學文集。那段時間複印業還沒興盛。
耿愛德接着提到太平天國金幣：“大約兩周前，我寫信給Seaby＆Co詢問其能否賣給我太平天國金幣，或者可否代我買到太平天國金幣。另外，能否聯繫到1867年上海貳錢的香港買家，我有意買下這枚錢幣，即便以高於拍賣一倍的價格購買。我告訴Seaby＆Co，我無須貸款，準備提前付款。我也跟他們提到了你的名字，但還沒等到答覆。他們有向你問及此事嗎？”
耿愛德請求老倫敦錢幣鋪西拜聯繫上海貳錢的買家，並以高於拍賣會雙倍的購買價格買下這枚幣，顯然是信中提及拍賣會指的是西拜拍賣會。在其他的信件中，耿愛德抱怨很少能從倫敦錢幣商那裡買到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