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制外幣入侵所鑄造的專用銀幣
清朝光緒末年，當時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通過向我國西藏地區大量輸入印度盧比的方式，排擠當時流通的本國貨幣，妄圖以這種方式控制當地的金融市場。外國銀幣的入侵嚴重危害了西藏地區當時脆弱的金融體係，對當時的地方財政狀況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並加劇了內地與西藏的餉銀交易問題。根據《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的記載，當時“前藏每年額餉六萬兩，匯到衹得五萬四千兩，虧累寶甚”。僅僅這一地區的這一筆款項，每年就會導致清政府直接損失六千兩白銀。印度盧比的入侵也給西藏與其他省份之間的貿易關係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為了抵制外幣的入侵，同時保衛國家金融主權，清朝政府採取了一係列的應對措施。四川總督錫良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清廷呈報了《為照印度盧比標以漢文，試鑄銀元發行邊臺事》奏摺，提出試鑄四川藏洋銀幣的建議。奏摺中提出通過自鑄四川藏洋的方式，用以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開銷，以及發放官兵餉銀，逐步恢復我國的貨幣主權，維持邊疆地區的安定團結。
四川藏洋的正面為清朝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的側面半身人像，背面有 “四川省造” 四字，並用藤草狀紋樣圍繞，直徑為 3.02 毫米，重量在 11.4~11.5 克之間。因為當時國內並沒有在流通銀幣上設計人像的習慣，所以四川藏洋在鑄幣形制上參考了印度盧比。四川藏洋的鑄造與發行，在當時有着極為重要的經濟功能和政治意義。為了鞏固四川藏洋的經濟地位，當地的財政機構也採用了相關的政策，在收稅的過程中只收四川藏洋，不再接收印度盧比。這種政策旨在促進四川藏洋的流通和使用，同時增強其在商民中的影響力，並逐步增加其在當地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一舉措對反擊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推動了當地貿易的發展。相較印度盧比，新鑄的四川藏洋含銀量較高，同時具有更高的識別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國貨幣的流通，同時增強了民眾對於四川藏洋的使用需求。川邊藏區的貿易因貨幣統一帶來的便利而得到了發展，城鎮地區的金融市場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面對貨幣主權被侵佔的局面，清政府能夠正視來自外部的挑戰，並採取積極措施進行有力回擊，有效維護了在西藏地區的主權，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需要指出的是，四川藏洋在當時只是一種特殊的區域性貨幣，專為西藏地區鑄造使用，並不參與其他省份的流通。實際上四川藏洋始終沒能在西藏地區全面大量地流通起來。特別是在 1933 年以後，隨着成都造幣廠停鑄四川藏洋，而其他造幣廠以及民間私自仿製的銀幣含銀量逐年降低，導致其在市場上的供應量和流通量顯著下降，四川藏洋的影響力和流通範圍也日益削減。
二、四川藏洋的主要版式
對於四川藏洋的初鑄年份，錢幣學界曾長期存在爭議，有的參考《中國硬幣標準圖錄》認定初鑄年份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有的根據《西藏地方貨幣史》提出初鑄年份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還有的依據《簡明錢幣辭典》認為初鑄年份為光緒三十二年（1906）。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及各類最新國際通用錢幣目錄，我們研究認為四川藏洋的鑄造年份應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並一直延續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根據版別特徵、含銀量以及鑄造廠地，四川藏洋的鑄造年份大致可以被劃分為四期，分別為一期（1902~1911）、二期（1911~1933）、三期（1933~1939）、四期（1939~1942）。其中一期和二期的四川藏洋由成都造幣廠鑄造，三期和四期的四川藏洋主要由康定造幣廠鑄造。四川藏洋不同鑄造時期的含銀成色懸殊，總體規律是鑄造時間越早，成色越好，鑄造時間越晚，成色越差。含銀量由最早的 90%，逐年降低至不足 10%。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四川藏洋鑄造的後期，康定造幣廠、甘肅造幣廠、雅安造幣廠等地都陸續開模鑄造。這也是後期四川藏洋呈現出諸多版別的主要原因。
四川藏洋大大小小數十種不同版別，同時專家和學界對於藏洋分期並沒有相對統一的說法，參考圖錄在這方面也相對混亂，本文仍沿用王承志在《四川藏洋》中對於四川藏洋版別的區分方式和特徵描述（表 1）。
三、四川藏洋的戳記探析
在銀元流通過程中，人們會根據不同的目的加蓋上各類戳記，用於傳遞信息，這些戳記也成為記錄歷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在近代流通銀幣上出現的無論是墨戳還是鋼戳，其主要功能都是為了對銀幣的真假和成色進行作證和標記。
由於一般民眾並不具備較強的鑒別能力，很多商家會在流經其店鋪的銀元上打上戳記，用以作為正品銀元的憑證，同時也是商家信用的一種體現。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流通的各類銀幣，上面經常會有各種戳記，這些戳記又多為錢莊票號的印記。
反觀四川藏洋上出現的印記，戳記形態較為統一，且絕大多數出現在三期和四期這種低含銀量版別的銀幣中。其實際功能和使用範圍應有其自身的特點。根據筆者多年的實物收藏，發現在四川藏洋上出現的多種不同戳記中，“S”戳記最為常見（圖 2）。
根據實物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S”戳記應當為甘孜地區理塘喇嘛寺（長青春科爾寺）的代表符號，藏語讀音為 La。“S”戳記的形狀與藏語理塘寺
中理塘
的簡寫
十分相似。根據史料記載，這類打戳四川藏洋主要出自以理塘寺為主體的調節委員會，以及周邊的一些寺院。當時川藏地區的喇嘛寺，在地方上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力，負責錢糧收支的喇嘛會根據寺廟的要求，在含銀量較低的三、四期四川藏洋上打上特殊的戳記進行使用，但是在向附近百姓收債時，只收取含銀量較高的銀幣。除此之外，通過多年的收集，筆者還發現有“S 里用”戳記（圖 3）、“one”戳記（圖 4）、“4”戳記（圖 5）、“大薩”戳記（圖 6）、“小薩”戳記（圖 7）等諸多不同種類的戳記。並且還有多種戳記同時出現在一枚銀幣上的情況，如“S”與“one”雙戳記（圖 8）、“小薩”與“S 里用”雙戳記（圖 9）、雙“S”戳記（圖 10）同時出現等。根據現有的實物和資料，一枚四川藏洋上打製戳記最多的，有5 枚以上，實為罕見。
至於四川藏洋打戳的實際功能，筆者結合相關的史料推斷，應該是為了將低含銀量的銀幣通過打戳的方式進行保值後參與流通，同時寺廟通過“收良幣、發劣幣”的方式對附近的
百姓進行盤剝。當寺廟收到含銀量較低或品質較差的三、四期四川藏洋時，會統一打製上戳記，用以借貸、兌換或流通給附近的民眾。民眾收到的打戳銀幣，因為有寺廟的印記作為憑證，便能夠在民間進行流通和使用。而當再次收到這類打戳銀幣後，寺廟中的相關負責人又會再次打上新的戳記，使其再一次參與流通，這就是為何能夠在一枚四川藏洋上發現多種不同時期、不同形狀戳記的根本原因。
而有些學者提出，寺廟通過加蓋戳記的方式建立新的價值體係，增值使用四川藏洋，出現“以二當三”或者“以三當四”強行與民眾兌換的情況，因缺乏有力的證據，同時並不符合貨幣流通使用的一般規律，因此有待進一步考證。
根據劣幣驅逐良幣的相關市場規律，當流通市場上同時出現高含銀量版四川藏洋和低含銀量四川藏洋這兩種等值貴金屬貨幣時，人們會更加傾向於使用低含銀量的劣質貨幣進行交易，而儘量儲藏含銀量較高的貨幣。這也是為何常見打戳的四川藏洋品相都較差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銀幣大都長期參與市場流通。
四、結語
四川藏洋的產生與抵制外幣有重要的關係。在鑄造時選擇了光緒皇帝像作為主要圖案，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意義。在參與流通的初期，確實為抵制外幣、建立地方金融秩序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但是隨着後期清政府的土崩瓦解，四川藏洋的含銀量逐漸變低，當地圍繞其所建立的貨幣體係也逐漸衰落。這是舊中國的落後經濟和腐朽制度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至 1950 年 3 月 24 日康定地區和平解放，以及 6 月 16 日中國人民銀行康定專區辦事處的成立，西藏地區的金融體係被重新開始建立。18 國家通過多種方式，逐步穩定當地的貨幣市場，向人民幣過渡。最終人民幣憑藉極高的信譽和穩定的價值，統一了將當地混亂複雜的貨幣市場。人民幣成為唯一合法的流通貨幣，使得西藏自治區與內地的貿易聯繫變得更加緊密，為地區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注：本研究參考了由張承光、趙翁勝編著的《藏洋圖志》中的相關內容，特別是有關四川藏洋戳記及版別的觀點。特此說明，並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