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愛德與中國泉幣學社(1940 - 1946)

摘要:耿愛德(Eduard Kann,1880-1962,又譯闞恩),是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中國貨幣金融問題專家、中國機製幣收藏家。1940-1946年中國泉幣學社存續期間,耿氏與泉幣學社同人交往廣泛,泉幣出品甚多,撰文亦不少。文章綜合運用《泉幣》雜誌、《中國泉幣學社例會記錄》等連續性資料,並結合《字林西報》《大陸報》《字林西報行名錄》等在華出版的英文報刊資料,力圖還原耿氏錢幣收藏與泉壇交遊經歷,並記錄上海中西泉幣二社的交流與互動點滴。文章認為,身處上海的耿愛德與中國泉幣學社同人受時局所限,將其注意力從實業轉向錢幣收藏與研究,進而在中國近代機製幣研究領域取得不少成果。耿氏亦在此階段進行了必要的中國錢幣收藏積累,也為此後《中國幣圖說匯考銀金鎳鋁》的問世奠定了基礎。

關鍵字:耿愛德  中國泉幣學社  《泉幣》雜誌  泉幣學社例會  上海  機製幣收藏


2022年,《東亞泉志》從第25期起開闢“舊刊新載”欄目,刊出霍華德·包克制作的《泉幣》雜誌合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章。而此前刊出的《中華泉幣學會歷史》(載於《東亞泉志》第23期)為讀者梳理了20世紀30、40年代上海西人貨幣會(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歷史沿革簡況和知名人物簡介(包括耿愛德)。那麼,耿愛德與中國泉幣學社同人交往如何?同處上海的西人貨幣會和泉幣學社又有着怎樣的交流?耿愛德在此時期的錢幣收藏與交流對其後期錢幣研究有何影響?這一系列問題引發了筆者的研究興趣。通過對相關研究的學術史進行回顧,筆者注意到,多年來《東亞泉志》致力於耿愛德相關研究1,先後刊布包克收藏《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與耿愛德1939-1949年間往來書信》(載於《東亞泉志》第10期)和《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與耿愛德1949年往來書信》(載於《東亞泉志》第13期)等珍貴的、成體系的英文書信資料。不過可惜的是1940年及1942-1947年間包克與耿愛德往來書信空缺,如此一來中國泉幣學社1940-1946年間的資料正好可以起到填補空白的作用。


本文主要運用1988年上海書店出版的《泉幣》雜誌1-32期合訂本,以及1993年出版的馬定祥中國錢幣研究中心編《中國泉幣學社例會記錄1940-1946》校注本,析出耿愛德相關材料。試圖為讀者提供並分析中國泉幣學社資料視野下的耿愛德中國錢幣收藏經歷之記載,希望讀者能夠較為清晰地瞭解一枚硬幣背後的歷史。

 

前言
 

耿愛德於1902年至1949年間僑居中國近半個世紀之久。據《字林西報行名錄》記載,耿氏曾在多家銀行供職,擔任華俄道勝銀行(Russo-Asiatic Bank)副經理、中法實業銀行(Banque Industriellede Chine)副經理、中華懋業銀行(The Chinese 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上海分行經理等,還供職於上海制革廠(Shanghai Leather Co.,Ld.)、敖利馬(Olma Chemicals, Ld.)等多家工商業機構,開辦闞恩洋行(Kann, E.\ Kann, E.;Mayaudon, E. 闞恩曾一度與梅東奧合夥)。

耿氏興趣廣泛,涉足錢幣收藏、集郵、藝術等諸多領域,旅滬期間曾擔任上海西人貨幣會(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會長、上海集郵會(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副會長、上海藝術俱樂部(Shanghai Art Club)會長、在華捷克斯洛伐克協會(Czechoslovakian Association  in China)會長。

耿氏長期擔任匯兌經紀人,後來成為受人矚目的金融問題專家,他持續關注公債、外匯、金銀、紙幣等諸多話題,並熱衷於寫作,著有《中國貨幣論》,另在《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和《社會經濟月報》《中央銀行月報》《銀行週報》等報刊發表文章上百篇。

從耿愛德著述年表來看,1921-1939年間是其寫作發表的豐產期,有大量金融問題和貨幣史著述問世。1940-1946年間,受到上海“孤島”時期及淪陷時期的外部環境所限,耿愛德似乎進入金融研究的“蟄伏期”,但卻進入了錢幣收藏的“發軔期”。用中國人傳統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世哲學來看,耿氏可謂是進則研究金融,退則收藏泉幣。

1940年耿愛德(圖1)擔任上海西人貨幣會會長之時,恰逢中國泉幣學社創立之初。耿愛德主動與羅伯昭等人聯絡,為促成上海中西泉幣二會的合作創造了條件。

 


圖1 耿愛德


上海西人貨幣會依託亞洲文會的平臺,擁有上海博物館和亞洲文會圖書館等資源,孤島時期結束後,該會似乎淡出了新聞報刊的視野。

而中國泉幣學社則有廣泛聯絡泉界同人的優勢,按期出版《泉幣》雜誌、舉行泉幣學社例會,活動規範有序,堅持五年有餘,直至抗戰勝利後。五年間,由於物價持續上漲,泉幣學社經費困難,因而在發展社員的同時,採取多次提高社費,謀求贊助,刊載廣告等措施維持資金運轉。《泉幣》雜誌也從起初第一期的91頁、第二期60頁篇幅,逐步壓縮至後期的10頁篇幅,並且在保持開本不變的前提下,加密了版面字數。

中國泉幣學社活動的後半期,耿愛德介入程度逐漸加深,不僅積極參加例會活動,出品頗多,而且與泉幣學社同人交流、交易緊密。《泉幣》雜誌成為耿氏這幾年間發表文章的主要媒體。《泉幣》雜誌刊發耿愛德英文論文《吉林銀幣之錯版》一篇,耿氏藏品簡介《新疆省造光緒二錢》《陰文吉字宣統二角》《吉林戊申二角異版》《民國二十四年中圓銅樣》《說民國二十五年之銀幣》《華北廿九年拾分鎳幣》《安古柏金錢》等7篇2,這7篇短文所介紹的錢幣頗為珍罕,且多是在後期《泉幣》雜誌版面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刊載的。

在耿愛德的帶動下,有10名左右的外僑成為中國泉幣學社社員,其中以贊助社員居多,外僑社員的入社介紹人多為擅長英文的羅伯昭。這有效促進了上海中西錢幣收藏者的交流。

以下筆者以時間為序,從1940年至1946年,逐年度梳理耿愛德與中國泉幣學社的相關活動情況。

1940年
 

按:1940年是上海中西泉幣兩會建立合作的關鍵之年。同年5月中國泉幣學社在上海成立,6月耿愛德接任上海西人貨幣會會長,10月耿愛德致函中國泉幣學社,提出上海中西泉幣二社四條合作方法。泉幣學社同人經商議後原則上同意合作事宜,並列出初步合作的四條細則,歡迎西人貨幣會會員參加泉幣學社例會活動。11月,耿愛德首度出席泉幣學社第十二次例會。半年間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兩會合作的必要程式。

1940年5月,羅伯昭、丁福保、張絅伯、張叔馴、鄭家相、戴葆庭、王蔭嘉、張季量等人在上海發起籌建中國泉幣學社(The China Numismatic Society),以“研究古今泉幣,溝通中外學界,交換知識,聯絡同志為宗旨”。社長丁福保,副社長羅伯昭。社址設在上海巨潑來斯路(今安福路)7號的羅伯昭宅邸。3

在中國泉幣學社成立的次月,即1940年6月,耿愛德接任上海西人貨幣會(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會長一職(圖2、圖3)。4由於中國泉幣學社(The China Numismatic Society)與上海西人貨幣會(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名稱相仿,且處同埠,為作區分,泉幣學社同人將以外僑為主的後者稱之為“上海西人貨幣會”。本文由於主要採用泉幣學社資料,故承襲這一說法。
 


圖2 1940年6月19日出版的《字林西報》刊文《錢幣學會選舉官員:接下來一年耿愛德先生將擔任會長》
圖3 1940年6月21日出版的《字林西報》刊文《錢幣收藏者召開會議:耿愛德先生當選錢幣學會會長:蘇柯仁先生卸任》

 

據1940年7月出版的《字林西報行名錄》記載,耿愛德供職的機構包括:闞恩洋行匯兌經紀人,西人貨幣會5(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副會長,上海集郵會(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6副主席、普華貿易有限公司(Commercial Trading Co.,Ld.)7和萬方工程公司(National Engineering & Welding Corp.)8。此時闞恩洋行通訊地址為上海九江路113號大陸銀行大廈501室。(圖4)9而《字林西報行名錄》(1939年1月版)記載耿愛德夫婦居住於上海福煦路941號。《字林西報行名錄》年刊為我們提供了可靠的外國在華機構名稱的中英文對譯,我們還可以從連續出版的《字林西報行名錄》中洞悉耿愛德身份的變化,這對研究耿愛德生平有着參考意義。
 


圖4 1940年7月版《字林西報行名錄》中與耿愛德相關詞條的書影局部


1940年7月,《泉幣》雜誌創刊。《泉幣》第一期即刊出張絅伯所撰《邱文明遠東泉譜考商榷書》,記述了張絅伯與邱文明(Coole, Arthur Braddan, 1900-1978)的泉學交流及往來書信。這或許是泉幣學社資料所載的中西錢幣收藏家交流之濫觴,筆者另在專文《邱文明舊藏〈新疆圖志〉抄本考論兼述邱文明生平及其泉學研究》(載於《東亞泉志》第25期)有詳述。

流之濫觴,筆者另在專文《邱文明舊藏〈新疆圖志〉抄本考論兼述邱文明生平及其泉學研究》(載於《東亞泉志》第25期)有詳述。

1940年8月28日,鄭家相、王蔭嘉、羅伯昭發起並制訂《泉幣社社友談話會章程》,約定從8月31日起,每週六午後四時至六時半,在上海巨潑來斯路七號(羅伯昭宅邸)舉行泉幣學社例會。例會目的有四:“(一)公開研究泉學;(二)討論出版事宜;(三)共同審定出品;(四)傳觀新書珍藏;(五)自由交易泉幣。”此後,例會成為了泉幣學社同人交流的重要平臺,也是耿愛德等外僑參與泉幣學社活動的主要形式。

1940年9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二期10,刊載了西人貨幣會的創始會員張絅伯的文章《本埠西人泉幣會消息》11(圖5),這是西人貨幣會和耿愛德在《泉幣》雜誌中的初印象。文章全文如下:

 


圖5 《泉幣》第二期張絅伯著《本埠西人泉幣會消息》部分書影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載,西人泉幣會消息一則。據稱是月十七日開常年大會,改選會長幹事,及報告會務進步情形,原文附錄。查該會於民國二十三年成立12,餘與張君叔馴自始即加入為會員。初發起時不過十餘人,除吾二人外,悉為歐美人士。光陰荏苒,轉瞬六載,世事萬變,無暇及此,自後與會不相問聞。近諗耿君愛德被舉為會長,耿君主辦商業金融週報,學識淵博,經驗宏富,旅居吾國有年,平時研究財政貨幣,尤有心得,著有英文中國貨幣一書,風行海內。該會近況,餘茫然無所知。然鄙意以為本社與其分道揚鑣,何若通力合作,該會有固定地址,即在本埠博物館內,且有圖書館可資參考。若能合而為一,實為兩得。學術無國界,共相切磋,必收相得益彰之效也。

1940年10月26日,泉幣學社舉行第九次例會,由羅伯昭將西人貨幣會來函譯出,該函提議中西兩會合作,經與會同人討論由擅長英文的羅伯昭復函。[3](P397)《上海西人貨幣會來函》全文13如下:


上海西人貨幣會來函

徑啟者,鄙人以敝會會長之名義,敬致書於貴社。敝會成立已五年於茲。今特竭誠慶祝貴社創立,並願互相合作。在上次月會時,敝會臨時動議,擬將上海中西泉幣二社合作方法,提出如下:
(一)中西二會,仍各保持獨立狀態,各守自定章程。
(二)西人貨幣會開會時,歡迎貴社社員參加。而貴社開會時,敝會會員亦得參加。均不另付會費。蓋為彼此連絡交換意見,並可交換泉幣。
(三)貴社雜誌,亦可改為二會連合刊。其英文部分之費用,敝會可酌量擔認。因有英文稿,當可暢銷於外洋。至於英文部分,敝會可負責撰稿。
(四)二會可連合舉行拍賣泉幣,使社會人士,增加集泉興趣。此外鄙人可代貴會覓一適中之集會室於四川路大樓,其租費可低廉。上列提議,敬請貴社考慮,並希賜複。

此致
中國泉幣社
副社長羅伯昭先生

上海西人貨幣會主席
伊坎(簽字)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


1940年11月2日,泉幣學社舉行第十次例會,同人聚餐於會賓樓,羅伯昭君將複西人貨幣社之信底,譯成中文,由同人傳觀。[3](P397)《複西人貨幣會書》全文14如下:


複西人貨幣會書

謹複者,奉貴會十月十九日函開,經商敝社社長及同人後,特複如次:貴會所提出中西二會合作之辦法,在原則上認為同意。在初步合作時,其細則四條,特規定如後:
(一)歡迎貴會參加敝社,不另出會費。(甲)每星期六午後四時至六時半,開談話會於巨潑來斯路七號羅宅。其事務為泉幣出品,及關於泉幣之討論,備有茶點。(乙)每月常會定為每月最先之星期三日。其式為晚餐。其地點臨時定之。貴會會員參加者,必先通知,以便留坐。其費用則由參加者,平均擔負之。
(二)《泉幣》二月刊之英文部分可專供貴會出版之用。其費用當由貴會擔負。其歸還此款之方,系以出版之雜誌平均攤派之。用以推銷外洋,或分派貴會會員。
(三)敝社社員亦得參加貴會,不另出會費。
(四)如貴會舉行泉幣拍賣時,敝會當然襄助之。
敝社為一較幼稚之組織,尚希貴會隨時賜教,並與以提攜。現時敝社尚無需租開會室於四川路之必要。諸承厚意示以合作之方,敝社當盡力追隨之。

此致
上海西人貨幣會主席
伊坎先生

中國泉幣社
副社長羅伯昭啟
一九四〇年十月廿九日


1940年11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三期刊載了《上海西人貨幣會來函》和《複西人貨幣會書》中英文全文(圖6)。
 


圖6 《泉幣》第三期《上海西人貨幣會來函》和《複西人貨幣會書》書影


1940年11月16日,耿愛德首次出席泉幣學社第十二次例會,是為上海中西泉幣二會達成初步合作的標誌。

1941年
 

按:1941年,在延續前一年度上海泉幣二會合作的基礎上,耿愛德與部分外僑成為泉幣學社會員。5月重修的《泉幣學社簡章》體現了發展居住歐美社員的意圖,並在《泉幣學社入社書》增設中英文填寫說明。《泉幣》第六期雜誌封底印製英文版封面,《泉幣》雜誌第七期將發行區域劃分為海內外三個區域。以上舉措反映了泉幣學社有意廣泛結交海內外同好、拓寬雜誌發行管道的策略。

1941年1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四期刊出的《泉幣學社社員錄》記載:耿愛德與另兩位外僑Dr. H. Hoene和W. Wicke為普通社員,耿氏通訊地址為上海四川路113號(113SzechuanRd.Shanghai)。(圖7)15



圖7 《泉幣》雜誌第四期《泉幣學社社員錄》耿愛德為泉幣學社普通會員


1941年5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六期,刊出5月31日重修的《泉幣學社簡章》,簡章“社費”部分規定:“但居住歐美社員社費須以美金交納,甲種贊助會員年納社費美金六元;乙種特別社員年納社費美金四元;丙種普通社員年納社費美金二元。”《泉幣學社入社書》社費分列法幣、美金兩種,姓名、通訊處可使用中文英文登記。從《上海泉幣學社職員表》(民國卅年)來看,耿愛德並不在其列。其實,從泉幣學社資料來看,《泉幣》雜誌的出版成本不斷增加,泉幣學社只得多次調高社費標準,以實現收支平衡。

《泉幣》雜誌第六期還有一頁英文版頁面(圖8),疑為當期雜誌的封底,值得關注。頁面左上角為中文“公共租界警務處刊物登記C字八一四號”“法租界公董局警務處登記證第五三八號”。由此頁面可知《泉幣》雜誌英文名稱為“THE CHINESE NUMISMATICS”,中國泉幣學社的英文名稱為“THE CHINA NUMISMATIC SOCIETY”。其中折射出上海租界的“孤島”文化。《泉幣》雜誌前期由上海梅白格路二〇四號醫學書局發行,該書局還發行丁福保等人編纂的“古泉叢書”。

 


圖8 《泉幣》雜誌第六期英文頁面

 

1941年7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七期,刊出《廣告刊例》,明確廣告費用,實為解決經費問題的又一策略。《定價表》分區域設定《泉幣》雜誌零售價和全年預定價,銷售區域劃分為三類:一為國內及日本,二為香港澳門廣州灣海防,三為南洋歐美,《泉幣》雜誌的發行範圍由此可見一斑。

1941年9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八期版權頁顯示,《泉幣》雜誌的發行所已由醫學書局變更為泉幣學社(地址上海巨潑來斯路七號),原發行所醫學書局仍然為《泉幣》雜誌寄售處。

1941年11月,《泉幣》雜誌第九期出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上海租界,上海“孤島”時期隨之結束。12月27日,時隔一年,耿愛德再次出席泉幣學社第七十次例會。[3](P397)


1942年

 

按:據《耿愛德及其錢幣學巨著〈中國幣圖說匯考〉》(載於《中國幣圖說匯考:金銀鎳鋁)》介紹:“約在1942年2月下旬,耿愛德被日軍拘捕,日軍認為他與中國人有着友好關係。日本人把他關押在上海黃浦江畔的公寓(今四川北路85號大橋大樓)。”5月2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七十九次例會,表明其已獲釋。當年下半年耿氏參加泉幣學社例會3次,出品錢幣不少於6品,《泉幣》雜誌刊發其英文論文《吉林銀幣之錯版》,耿氏還應允撰寫一英文稿,述我國之紙幣。從以上種種跡象或可表明,耿氏已將其關注的重點從金融問題研究,轉移至對中國錢幣的收藏與研究。

1942年初,耿愛德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題為《中國鑄造金幣史》(The Coinage of Gold in China),該文章譯自中國錢幣學會會報(筆者按:即前文所稱上海西人貨幣會)第七種。16此文比耿愛德1962年刊載於《錢幣世界》的《中國用黃金鑄幣的嘗試從未成功過》(《東亞泉志》第25期)17一文要早問世足足20年。《中國鑄造金幣史》文章“中國之金幣”部分介紹了新疆餉金金幣,“餉金二錢”金幣: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新疆省鑄造一種金幣,標價二錢,大小如英鎊,意即在代替新疆之英鎊也。正面內圈鐫文“餉金二錢”。其背面,中為龍形,四周為回文。“餉金一錢”金幣:其年(一九〇二年),新疆復發行一錢之金幣,意在代替英國之半鎊幣,故大小亦與相等。正面鐫文“餉金一錢”。反面中為龍形,環以回文刻銘。此二種金幣上之鐫文二錢及一錢,皆指重量言,而非為其價值也。並在“中國之贗造金幣”部分指明了“餉金一兩”及“餉金五錢”金幣,耿氏說“此外複有兩種贗幣,據稱為清時新疆省所鑄,即一兩幣及半兩幣是也。正面內圈中鐫‘餉金一兩’四字。此面共有四平行之圈,惟各圈之間並無銘刻。反面雕龍形,其周有回文四字。半兩者除單位名稱外,餘均與此同。”這段記載十分重要,雖然對新疆餉金金幣鑄造年份“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說和發行目的“意即在代替新疆之英鎊”說,異於《新疆圖志》所載鑄造年份“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和發行目的為抵制“俄人乘間以其金圓、銀票重價居奇”說。但耿氏明確指出“四平行之圈”特徵的“餉金一兩”“餉金五錢”金幣為贗幣,使這兩種金幣的文字記載提前至1942年。誠為對筆者拙文《晚清金幣大珍:中國新疆餉金金幣品種考辨兼論中國近代機製幣史料的輯佚與辨偽》(載於《東亞泉志》第23期)之補正。

1942年1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十期刊出《本社例會啟事》稱:“本社例會,自廿九年八月間,由羅伯昭、王蔭嘉、鄭家相三君發起成立,至今已曆七十周,從未中斷。茲從三十一年起,遵公議特改訂例會日期為每二周舉行一次。”並將1942年之例會日期進行預告。《社員入社報告(七)》H. Shoenfelder成為普通會員。

1942年2月19日,泉幣學會舉行第七十四次例會,與會的十二位攝影曾攝有合影一幀,甚為珍貴(圖9)[3](P461-462)

 


圖9 中國泉幣學社第七十四次例會社友合影照
(前排左起:張絅伯、諸葛韻笙、丁福保、張翼成、鄭家相,後排左起:楊成麒、戴葆庭、王蔭嘉、張季量、陳亮聲、羅伯昭、馬定祥)


1942年5月2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七十九次例會,此次例會議定以後“出品門”由鄭家相加說明,用本社口吻批評,下注某人藏泉。[3](P423)此後耿愛德出品錢幣數量不少。

1942年6月13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八十二次例會,出品吉林半元、一角銀幣四種錯範;四川銅幣各種;新疆二十文紅銅幣。在此次例會上,耿愛德所著《吉林銀幣之錯版》的英文論文,述吉林銀幣之錯範,獲准載入《泉幣》雜誌第十四期。[3](P424)

1942年7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十三期刊出《社員入會報告(十)》,三名外僑成為正社員,均系羅伯昭介紹,他們是D. Marshall(上海南京路電力公司),G.D. Raeburn(上海外灘怡和洋行),E. zubler(上海北京路二五五號盛亨洋行)。

1942年9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十四期刊出耿愛德所著英文論文《吉林銀幣之錯版》(圖10),文末作者簡介稱“本文《吉林銀幣之錯版》作者,闞恩君,奧國人,中國貨幣專家,現任上海西人貨幣研究會會長。其名著有《中國之通貨》(別發洋行),《中國機器造幣史》,《中國最早之銀幣》,《中國之金幣》等,散見於中國美術雜誌,中央銀行月刊等刊。”這是《泉幣》雜誌對耿愛德較為正式的介紹。據筆者觀察,《泉幣》雜誌對耿愛德署名的規律如下:《泉幣》雜誌所刊論文或藏品簡介短文的署名和《例會記錄》出席人、出品人署名使用西文名Kann或E. Kann,在文章中行文時則寫作中文名闞恩或闞君。

 


圖10 《泉幣》雜誌第十四期刊出耿愛德所著英文論文《吉林銀幣之錯版》首末頁書影


1942年12月12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九十五次例會[3](P429)。當期《例會簡報》記載“闞恩君允撰一英文稿,述我國之紙幣,以寶泉幣。”18然此文未見後期《泉幣》雜誌刊載。值得一提的是,耿愛德的中國紙幣收藏鮮為人知但頗具價值。

1943年
 

按:1943年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例會5次,出品錢幣3品。2月耿愛德出席了具有紀念意義的泉幣學社第一百次例會,贈送專著《中國通貨史》,並回應主辦方倡議提供藏品拓片。

1943年2月20日,耿愛德出席了具有紀念意義的泉幣學社第一百次例會。[3](P430)泉幣學社百次例會徵求社員各拓藏泉一幅(圖11),以資紀念,並編目黏冊,耿愛德提供的光緒辛醜吉林半圓銀幣藏品拓片入冊。與攝影術所得之照片不同,拓片是中國傳統泉譜獲得錢幣圖片的技術。耿愛德自著之《中國通貨史》贈社作百次例會紀念。19



圖11 耿愛德所藏光緒辛醜吉林半圓銀幣拓片(見於《中國泉幣學社百次例會紀念拓集》)


1943年5月29日,耿愛德和另一位外僑Mr. Robert出席了泉幣學社第一百〇七次例會,耿愛德出品二十四年孫像背古幣鎳幣三品(伍分、拾分、廿分)。[3](P432)鎳幣是耿愛德持續關注的一個硬幣類別,此外耿氏還十分關注吉林、新疆等省份發行的銀幣。

1943年7月出版的《泉幣》雜誌第十九期刊出《社員入社報告(十六)》A. Robert成為正社員,其工作單位地址在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瑞士領事館,為羅伯昭介紹。

1943年9月1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十五次例會。[3](P435)

1943年10月30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十八次例會。[3](P436)


1943年12月11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一次例會。[3](P437)


1944年


按:1944年是耿愛德參加中國泉幣學社活動最為頻繁的一年,耿愛德共出席泉幣學社例會25次,僅缺席1次,出品泉幣20品,《泉幣》雜誌刊出耿氏藏品短文5篇。


1944年1月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三次例會。[3](P437)


1944年1月29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四次例會。[3](P438)


1944年2月5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五次例會,並出品宣統三年短須龍銀幣。[3](P438)


1944年2月19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六次例會,並出品福建官局七錢二分(壹圓)銀幣。[3](P438)


1944年3月1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八次例會。[3](P439)


1944年4月1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二十九次例會。[3](P439)


1944年4月15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次例會,並出品光緒廣東雙角“挑光”(普通者不挑);川康軍禦藏紀念幣20。9月1日出版的第26期《泉幣》出品門刊出《川康軍禦藏紀念幣》,稱“此幣從來未見,西康某教友得以贈闞君者”。出席此次例會的外僑還有亞曆山大·波革列別次基(A.E. Pogrebetzky. Menezes)21,A.E.P出品鈔票多種。[3](P440)在1944年5月1日出版的第二十四期《泉幣》第12頁刊出《社員入社報告(二十)》Pogrebetzky-Menezes在列,為贊助會員,其地址上海五原路二五三號G公寓。


1944年4月29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一次例會[3](P440),並出品宣統山西二角,背英文異(圖12)。22



圖12 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一次例會耿愛德出品宣統山西二角(背英文異)


1944年5月13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二次例會,並出品總理遺像小鎳幣,素背。亞曆山大·波革列別次基亦出席。[3](P441)

1944年5月27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三次例會,並出品打箭爐銀幣。23亞曆山大·波革列別次基亦出席,並出品其代表性著作《中國幣制考與近代金融》。[3](P441)


1944年6月10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四次例會。[3](P441)


1944年6月24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五次例會。亞曆山大·波革列別次基亦出席,並出品一九二三年俄金幣。[3](P442)


1944年7月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六次例會24,並出品漳州餉銀曾左各一;民十四五分鎳幣;民十八孫像貳角;宣統三年大尾龍銀幣。[3](P442)


1944年7月22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七次例會,並出品浙江廿二年二角、袁像一元高冠二品。此次例會記錄中使用耿氏另一中文名闞恩。[3](P443)


1944年8月5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八次例會[3](P443)


1944年8月19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三十九次例會。[3](P443)


1944年9月2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次例會,亞曆山大·波革列別次基亦出席。[3](P444)


1944年9月16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一次例會,並出品造幣分廠宣統二角陰文吉字。[3](P444)第27期《泉幣》刊出耿愛德藏、沐園(羅伯昭)譯《出品門:陰文吉字宣統二角(附圖)》。


1944年9月30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二次例會。[3](P444)


1944年10月14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三次例會,並出品光緒浙江一元幣。[3](P445)


1944年10月2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四次例會。[3](P445)此次例會另一位外僑F.A. Frisk出席並出品磐幣三種。


1944年11月11日,耿愛德和Louis Piendivalla、J.R. Bossuet、Po等四名外僑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五次例會[3](P446)。Frisk出品崇寧重寶大泉,鏇背。Bossuet出品宣統寶藏三品;光緒像四分之一“盧布”;西藏幣多種。耿愛德出品民三年袁像L.G二種;吉林戊申二角,背無滿文。是時《泉幣》廿七期出版,薄薄十四頁共付印費九千六百元,製版費四千餘元,紙張費不在內。決議以後出品的製版費,由出品人擔負之。第二十八期《泉幣》出品門《吉林戊申二角異版》稱,“上期本刊曾刊載闞君所藏陰文吉字宣統樣幣,此期闞君出品吉林戊申二角異版,更較前品為稀。……傳世僅見一枚,馬定祥購幣一批,中有是品,闞君勤治吉林版別,因以歸之。”25


1944年11月24日,耿愛德和Frisk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六次例會,耿愛德出品喀造五錢。[3](P446)


1944年12月9日,耿愛德和Bossuet、Piendivalla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七次例會,耿愛德出品民二十四年孫像帆船中圓銅樣(孤品)。[3](P446)《泉幣》第二十九期刊出耿愛德藏《民國二十四年中圓銅樣》,文中稱:“我國二十四年幣,僅見伍分拾分廿分鎳幣。據闞君雲,系美國費城某廠打樣。寄回中國,僅有十一套,故難經見,銀幣則從來未聞。”


1944年12月23日,耿愛德和Frisk、Piendivalla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八次例會,Frisk出品蒙古銀幣四種、銅幣三種。[3](P447)


1945年


按:1945年耿愛德出席中國泉幣學社例會24次,僅缺席1次,出品錢幣14品,《泉幣》雜誌刊出耿氏藏品短文2篇。是年8月間抗戰勝利,上海光復。9月《泉幣》雜誌第三十二期(勝利號)出版,10月泉幣學社舉行第二屆職員選舉,耿愛德被選為評議。


1945年1月1日出版的第28期《泉幣》刊出《社員入社報告(廿四)》記載:F.A. Frisk成為贊助社員,其地址上海貝當路303號83號公寓;Loui sPiendivalla成為贊助社員,其地址上海龍華路30號61號公寓;J.R. Bossuet成為贊助社員,地址上海桂林路210號702公寓。26

1945年1月6日,耿愛德和Frisk、Piendivalla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四十九次例會,[3](P448) Piendivalla出品民廿五憲政紀念銀幣,耿愛德出品民廿五古布式壹圓、中圓,又帆船壹圓、中圓銀幣,均完美品。


1945年1月20日,耿愛德和Piendivalla、Frisk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次例會,耿愛德出品十八年孫像壹圓A.Motti簽字,背浪上R.簽字。[3](P448)


1945年2月3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一次例會。[3](P448)


1945年2月17日(農曆元月五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二次例會,是日春節團拜,鄭家相備有古泉二版,拍賣助興。[3](P449)


1945年3月3日,耿愛德、Frisk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三次例會。耿愛德出品浙江光緒廿二年、廿三年壹角銀幣各一。[3](P449)


1945年3月17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四次例會,並出品光緒廿二年浙江二角銀幣。[3](P449)


1945年3月31日,耿愛德和Piendivalla、Bossuet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五次例會,Bossuet出品壬子一兩、喀什五錢、餉銀五錢、喀造民國五錢及[其他]新疆幣多種。[3](P450)


1945年4月14日,耿愛德和Piendivalla、Bossuet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六次例會,耿愛德出品二十九年十分鎳幣背文壽字,Bossuet出品中國古錢多種。[3](P450)


1945年4月28日,耿愛德和B. Piendivalla、Bossuet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七次例會,耿愛德出品湖北宣統壹圓銀幣。[3](P450)


1945年5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泉幣》出品門刊載耿愛德藏《華北廿九年拾分鎳幣》。同期刊出陳亮聲藏《吉林丁未一角》述及:“耿愛德(Kann)君治此最勤,種別亦多,久有聲譽。惟缺丁未一角,求之數年不得。近張璜君北遊,亦得一品,視此較遜,聞已歸耿雲。”27


1945年5月12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八次例會。[3](P451)


1945年5月26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五十九次例會。[3](P451)


1945年6月23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一次例會。[3](P452)


1945年7月1日出版的第三十一期《泉幣》刊出顧炳元藏《喀什三錢》稱:“上期本刊會載顧君新得喀什三錢,近顧君又得一品,三字小寫作“三”,亦蔣氏圖說所不載,喀什珍異,可謂層出不窮矣。其面文之回回文,耿愛德君識為回曆一三二五年,即光緒三十三年也,刊之以新耳目。”


1945年7月7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二次例會。[3](P452)


1945年7月21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三次例會,並出品新疆省造光緒二錢。[3](P452)1945年9月1日出版的第32期《泉幣》(勝利號)刊出耿愛德藏並撰寫的《新疆省造光緒二錢》和《安古柏金錢》(沐園譯),其《新疆省造光緒二錢》文稱“耿君此品,面文淺而背文深,背文坐龍,上環Sungarei,下環2 Mace,新疆省幣之採用英文,當以此為嚆矢”。28


1945年8月4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四次例會。[3](P452)俞誠之之漢鋌,當場歸諸耿愛德君,得價甚高。29


1945年8月1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五次例會。[3](P454)


1945年9月1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六次例會,並出品廠平五錢。會後社友十一人舉行就餐,慶祝勝利及本社五周年紀事。[3](P453)羅君提議改選職員,絅伯等主張暫行如舊,如羅君遠行,則由絅伯等代其勞。《泉幣》卅二期“勝利號”當日出版。並計劃將卅三期定名光復號,耑(zhuan,同“專”)考臺灣、安南、高麗、東三省等幣,但未能出版。


《泉幣》雜誌三十二期刊出羅沐園(伯昭)所撰《勝利號獻詞》,文章回顧了中國泉幣學社創建和《泉幣》雜誌創刊五年來的工作,全文如下:


七七事變以還,我國苦戰者八年有奇,迄今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投降,十五日停戰,勝利終屬於我。從茲烽煙一掃,天下昇平,凡我同胞,莫不雀躍三百。溯本社創始於二十九年五月,原以我等身居非地,骨鯁在喉,聊事雕蟲,藉消積磊。自七月發行創刊號以來,幸得丁社長秉導有方,鄭總編輯恪盡厥守,葆庭以一身兼會計庶務,任勞任苦,又絅伯、季量、蔭嘉諸先進,時錫嘉猷,南北諸社員垂加愛護,致本刊得以穩渡難關,發行至今不斷,蓋五年又半已。同人雖自慶倖,抑諸公維護之力為多。鄙人濫竽其間,愧無寸補,亦引為殊榮焉。此後基礎已奠,而人生聚散無常,發揚而光大之,是所望於諸賢也。今逢三十二期出版之際,適值國家空前大慶,謹定名勝利號,為獻辭如下:

比年物價高漲,本刊經費籌措,最為難事。如卅一期本預計為十萬元,殊人文來帳,竟達三十九萬元。羅沐園君有鑒於此,特商葆庭共墊六十萬元(羅四十萬,戴二十萬),預付人文,勝利號得以出版,皆二君之力也。


謹為致謝!

編者


1945年9月15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七次例會,並出品上海華興銀行二十九年壹分樣幣。[3](P453)

1945年9月29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八次例會。[3](P454)


1945年10月13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八次例會(按應為第一百六十九次例會)。當日公舉第二屆職員,耿愛德被選為評議。[3](P454)


1945年10月27日,耿愛德和D.O. Pogrebetzky-Menezes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六十九次例會,Po氏出品華北聯合鈔數十張。例會議定下屆起開會在大上海路160號六樓永興地產公司陳社長辦公室,時間照舊訂提前一小時,即下午三時至五時。

1945年11月10日,耿愛德和D.O. Pogrebetzky-Menezes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七十次例會,耿愛德出品京局半圓。[3](P455)

1945年11月24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七十一次例會。[3](P455)


1945年12月8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七十二次例會,並出品廿五年拾分鎳幣,平、津各一品。[3](P455)


1946年

 

按:1946年中國泉幣學社因主要承辦人遷居外地,例會活動遂告停止,《泉幣》雜誌亦告停刊。是年耿愛德參加泉幣學社例會1次。耿愛德於1946年赴美國遊歷,後於1948年6月30日返回上海30

1946年1月19日,耿愛德出席泉幣學社第一百七十五次例會,決議例會延至四星期再聚,並可繼續出版雜誌。[3](P456)

1946年3月15日,泉幣學社舉行第一百七十八次例會,至此泉幣學會例會告一段落。此後由於陳仁濤君以事率眷去香港,泉幣社無人支持,同人建議仍回羅宅舉行,而羅君又因事去重慶,一俟羅君回上海時,再決定復會日期。[3](P457)


結語

 

1948年9月7日,耿愛德就《“貨幣改革”致編輯的信》31見刊,可能是《字林西報》和《大陸報》關於耿氏的最後一條報道。1948年11月1日,《申報》刊出文章《錢幣的奧妙》,記者採訪錢幣研究和收藏家張璜,指出收藏家希望古幣應保存,稱“錢幣收藏家最近所擔心不安的事是改革幣制以來,政府對於希見古幣未有明令准予持有,若亦如普通金銀一樣必須繳兌,則古物淪亡,至堪痛惜,若仍保有,又恐觸犯法令,所以中國泉幣學社已呈文財政部。”32這似乎是以“中國泉幣學社”名義見諸於新聞報道的尾聲。

如果說《中國貨幣論》(1926年)是耿氏金融問題研究的集中成果,那麼《中國幣圖說匯考(金銀鎳鋁)》(1954年)無疑是耿愛德中國錢幣收藏的集大成之作,時至今日仍是中國近代機製幣收藏與研究最為重要的參考書之一。而耿愛德參與中國泉幣學社活動的5年多時間,是其錢幣收藏積澱的重要時段,《中國幣圖說匯考(金銀鎳鋁)》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可以在泉幣學社連續性資料中找到端倪。希望通過對這些相關研究成果的集成和深化,能夠為讀者呈現出更為全面立體的錢幣研究往事。


注釋:
1 另如史博祿著《耿愛德紙幣收藏發現&1991年6月印象最精彩的中國錢幣拍賣周》(《東亞泉志》第19期),揭示了此前鮮為人知的耿愛德中國紙幣收藏及研究。耿愛德更是《收藏傳奇張南琛中國錢幣收藏》中最常被提及的收藏家之一。
2 金德平、周豔傑:《從〈泉幣〉談中國四十年代之錢幣研究》,《中國錢幣》1998(01),第19頁。
3 馬承源主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06,第458-459頁。
4 《錢幣學會選舉官員接下來一年E. Kann先生將擔任會長》,《字林西報》,1940年6月19日,參見“Numismatic Society Elects Officers Mr. E. Kann to Be  Chairman For Coming Year,”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19,1940。另《錢幣收藏者召開會議耿愛德先生當選錢幣學會會長:蘇柯仁先生卸任》,《字林西報》,1940年6月21日,參見“Coin Collectors Hold Meeting Mr. E. Kann  Elected Head Of Numismatic Society;Mr. Sowerby Retire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21,1940。
5 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西人貨幣會),《字林西報行名錄》,1940年7月,第88頁。
6 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上海集郵會),《字林西報行名錄》,1940年7月,第91頁。
7 Commercial Trading Co.,Ld.(普華貿易有限公司),進口商、出口商、傭金代理、承銷商和製造商,位於上海北河南路48號(今河南北路),參見《字林西報行名錄》1940年7月,第102頁。
8 National Engineering & Welding Corp.(萬方工程公司),《字林西報行名錄》1940年7月,第234頁。萬方工程公司:地址上海四川中路三二〇號二〇三室,電話一四一五八號,承包:有線及無線電建設工程,經售:國外名廠出品無線電話配件暨材料,參見交通部編:《成語電碼》,1948年10月,第607頁。
9 Kann,E.(闞恩洋行),Continental Bank Bldg,(Room501) 113 Kiukiang-rd,參見《字林西報行名錄》1940年7月版,第171頁。
10 《泉幣》雜誌第二期版權頁顯示,增加麒麟泉幣社(上海廣東路二二六號古玩市場內)為寄售處。
11 張絅伯:《本埠西人泉幣會消息》,《泉幣》第二期,1940年9月,第56頁。
12 1934年6月8日出版的《大陸報》刊發《中國硬幣協會成立:硬幣收藏家聚會以提高其業餘愛好的興趣》。參見“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 Started: Coin Collectors Getting Together To Promote Interest In Their Hobby,” The China Press,June8,1934。同日出版的《字林西報》刊發《當地成立貨幣協會:新組織召集成員》,參見“NUMISMATIC SOCIETY FOR MEDHERE:New Organization Invites Membership,”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8,1934。成立初期,西人貨幣協會每兩周舉行例會一次,例會於下午5點半在位於博物館路20號(今虎丘路)的亞洲文會大樓(今上海外灘美術館)圖書館閱覽室召開,並規定有關交換錢幣的方法。
13 參見馬飛海、周祥、羅炯主編:《羅伯昭錢幣學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第129頁。
14參見馬飛海,周祥,羅炯主編:《羅伯昭錢幣學文集》,第128頁。
15  《泉幣學社社員錄》,《泉幣》雜誌第四期,1942年1月,第50頁。
16 參見耿愛德著,紀繩譯:《中國鑄造金幣史》,《中聯銀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第211-219頁。耿愛德著,紀繩譯:《中國鑄造金幣史(續):附照片》,《中聯銀行月刊》1942年第3卷第2期,第155-167頁。
17耿愛德:《中國用黃金鑄幣的嘗試從未成功過》,《東亞泉志》第25期,第36-37頁。
18  《泉幣》第十六期,第40頁。
19 《泉幣》第十七期,第25頁。
20 《泉幣》雜誌寫作出品:川康軍禦藏二角紀念幣,參見《泉幣》第二十四期,第20頁。
21 亞曆山大·波革列別次基(А.И.ПОГРЕБЕЦКИЙ),俄裔收藏家,1929年於哈爾濱經濟研究所出版《中國幣制考與近代金融》俄文書名“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и финансы Китая”,英文書名“Currency and Finance of China”。
22 《泉幣》雜誌載,耿愛德出品山西宣統二角二種,參見《泉幣》雜誌第二十四期,第20頁。
23 《泉幣》雜誌《例會簡報》載,耿愛德出品爐關銀幣背藏文,參見《泉幣》第二十五期,第20頁。
24 《泉幣》雜誌《例會簡報》載,耿愛德還出品山西伍分鎳幣,參見《泉幣》雜誌第二十六期,第14頁。
25 耿愛德藏:《吉林戊申二角異版》,《泉幣》第28期,第11頁。
26 《社員入社報告(廿四)》,《泉幣》第28期,第14頁。
27 《泉幣》第30期,中國泉幣學社,1945.05,第8頁。
28 關於新疆省造光緒銀幣的來歷可參見筆者拙文《清末德國舒勒公司交付中國造幣機研究(1895-1905年)》,載於《東亞泉志》第26期。
29《例會簡報》一百六十二次[1945年]七月七日,《泉幣》第32期,第10頁。
30  參見《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與耿愛德1939-1949年間往來書信》,《東亞泉志》第10期,第42頁。1948年8月4日,耿愛德寫給包克,一頁,耿愛德在上海。
31 E. KANN. “CURRENCY REFORM: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48年9月7日。
32 《錢幣的奧妙》,《申報》1948年11月1日,第4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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