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拉姆斯登
拉姆斯登全名哈裏·亞曆山大·拉姆斯登（Harry Alexander Ramsden，簡稱H.A. Ramsden）。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但還是很籠統不很瞭解。最近在Stephen Album Rare Coins （S.A.R.C）買了4本書，是拉姆斯登在1910-1912年的書。看完這些書後再找一些數據，就讓我更瞭解，他是位中間者的經銷商、收藏家、研究著書貨幣學專家，在100年前就着力推廣亞洲貨幣的知識與認和，並有拓展東西方錢幣學的交流與研究的貢獻。
他在1914年3月20日寫信給ANS之遠東錢幣部門主任霍蘭德·伍德（Howland Wood）說：“除了遠東國家的錢幣學以外，沒有任何一個錢幣學領域能像遠東國家有涵蓋如此廣泛不同的形狀、資料及不同種類的文字，也許沒有什麼比這更吸引人的了，也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了。當然了，我們對此竟然完全一無所知而忽略了它。”因此，就可以知道拉姆斯登很早就有那種使命感及熱情地想把有關東方錢幣以英文著書介紹給西方對東方錢幣有興趣者。
有關拉姆斯登的一生可以從下面的資料得知。例如《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錢幣學研究先驅者》（Howard Franklin Bowker – Numismatic Pioneer）（2014年出版，作者：周邁可、古富、史博祿）這本書裏的文章《拉姆斯登藏集》（Ramsdeniana）來瞭解。他的父親克萊默·拉姆斯登（Frderick W. Ramsden，1839-1898）是位英國人，曾任英國駐古巴領事，任職於世界多地的英國領事館。拉姆斯登生於古巴（1872-1915年，享年43歲），1892年畢業於賓州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1901年擔任英國駐古巴哈瓦那副領事，1904年著作他第一本書《古巴甘蔗園代用幣圖錄》。可見他32歲年輕時就對各種錢幣具有興趣及天賦，1906年著有《日本寬永通寶》，1910年著有《韓國壓勝錢》，1911年《暹邏陶瓷及代用幣》。1915年去世之前共寫過至少有40-50篇亞洲遠東地區貨幣之文章。
他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外交官，年輕的拉姆斯登跟隨父親的腳步，以古巴代表的身份來到日本。他跟一位日本婦女結婚，並與她的兄弟――集郵及錢幣商小早川商（Jun Kobagawa），共同創辦編輯錢幣及集郵期刊的交流，也因此認識了日本大阪造幣廠經理古賀康彥（Koga Yoshimasa），1907年在東京帝大歷史系第一任主任內田耕三教授及東京錢幣學會秘書長（S. Hayashi）等等。他也創辦日語及英文雙語期刊，西方對遠東錢幣文物藝術有興趣者，可以通過雙語期刊互相討論通信交流，例如小約翰·賴利（John Reilly Jr）、霍蘭·伍德（Howland Wood）、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可以這麼說,拉姆斯登（Ramsden）在那年代是一位東西雙方錢幣的傳播交流之中間者。對於拉姆斯登來說，錢幣學和收藏以及辦刊物是他最主要的興趣，其次是錢幣交易。他需要謀生，但對賺錢並不在意。他花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錢幣並撰寫有關錢幣的文章，旨在激發靈感，並鼓勵藏家鑒賞亞洲錢幣。在1910年告訴一位美國藏家羅賓遜，他的錢幣交易業務不是謀生，而是一種維持生活的手段。
下列四本書就是我最近從S.A.R.C的Bowker藏書拍賣中買到的，四本有關他對中國錢幣有關的著作如下：
1.《中國現代銅元》（Modern Chinese Copper Coins），美國馬賽諸塞州伍斯特市，1911年。
近代中國銅幣屬於機製銅幣。因為出書的時間與中國機製銅幣開始發行的年代1910年左右很接近，除了介紹各省及戶部發行銅幣概況外，書中刻版的圖案也很清楚。我想這本唯一用英文寫的書，為的是讓外國人多瞭解中國銅幣，這一本想必對伍德華（Woodward）在1943年出版《中國當十銅元》是有所啟發影響的。
2.《中國空鏤繪錢》（Chinese Openwork Amulet Coins）
根據Google中文維基百科對支那人（梵語CHINAS）的解釋：
“支那以及支那人的稱呼，最早起源於古印度。在印度古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摩奴法典》及《政事論》等，皆記載了支那與支那人的稱呼，同時也記載“支那”產絲綢一事。在部派佛教經典中，使用了支那這個地名。如《那先比丘經》《普曜經》《大毗婆沙論》等。大乘佛教經典，如《華嚴經》等，也記載這名稱。推估最晚在公元1世紀時，這名詞就已經在古印度通行。”
這個名稱隨着佛教經典漢譯而進入中國，後傳至日本、韓國等國家。
在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滿清失敗，以至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為中日關係最惡劣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支那人一詞在日本含有日本的自我優越感及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民未有共識，也因此Ramsden的書都以Chinese翻釋為支那國，並無歧視或侮辱之涵義。
下列三本書在1911-1912年由日本橫濱小早川商公司（JUN KOBAYAGAWA Co.）出版。
這本空鏤繪錢在1911年出版。拉姆斯登着迷中國壓勝錢，也許是東西方歷史文化藝術概念之不同，他尤對鏤空錢更有興趣，他覺得清代之《古今錢略》《古泉匯》日本之《古泉大全》《古今貨鑒》以及外文系統之Lockhart等書雖有一些壓勝錢，但有關鏤空型的著作寥寥無幾，多在10-30枚左右而已。所以他從他收集的鏤空型之藏品選204枚分門別類加以圖示。例如以龍、虎、麒麟、鳳凰、鯉魚、荷花、菱、藻水等主題分門別類加以說明。
他還以日本劍刀之tsuba“鍔”“鐔”來比較鏤空型之壓勝錢,還有附上一頁韓國的鏤空壓勝錢拓圖，拉姆斯登並在1910年著作一本韓國壓勝錢Corean Coin Charms and Amulets。我覺得韓國的壓勝錢的製作工藝比中國好得多了，而且花樣更多，多是大院君執政[大院君（1820年12月21日-1898年2月22日）]朝鮮京畿之錢局作的。
我買下的這本書中還有夾着34枚鏤空壓勝錢的原墨拓圖。推想是以此拓圖作雕刻版印書之用，因故未用而留下。這讓我想起有一位學者任戴維（David Jen），著有一本英文版有關中國錢幣的書，在90年代曾在A.N.S當義工整理中國錢幣數據與目錄，想把館內壓勝錢加以整理並著述。我看過相片內容，裏面真的有許多很好的壓勝錢，但不幸，他因胃癌開刀後不久就過世。我推想這些壓勝錢中的鏤空型是來自Ramsden的藏品。
3.《中國古紙幣》（Chinese Paper Money），1911年，大早川商會（JUN KOBAYAGAWA CO.），日本橫濱。
這本書序文中有提到他看到的紙幣實物不多，只好依靠《泉布統志》一書而加以圖示。書中僅有二張官方紙鈔看來是真品。一張大明通行寶鈔，另一張是咸豐柒年製的大清寶鈔，准足制錢伍佰文。另一私人匯票是真品，其餘的所謂之大唐寶鈔、大宋通行寶鈔、大遼軍營寶鈔、大金頒行寶鈔等等均是清人孟麟所編的《泉布統志》的臆造紙鈔。
4.《中國初期無銘文交換貨幣》（Chinese Early Barter），1912年，小早川商會，日本橫濱。
書中的太昊棘幣、磬幣、藕心錢、小銅鈴、大大小小之原始刀、銅戈、銅矛、銅劍、銅鏃、銅甲炮、銅戟等，大型漢代握板式之壓勝錢等等，大都是戰國時代或漢代青銅器，因形狀不一，重量不同，無銘文，何況在那年代已有布刀幣，甚至圓形方孔錢半兩的等銘文之錢幣行用，目前從出土記錄及相關考證，這些均不屬於錢幣諸類等。
但是，此書的No.2及No.3等先秦大布是羅振玉的藏品，來自河南或陝西的地方，此地便是甲骨文出土處，亦可推證為商、周時代之原始大布。
拉姆斯登可能受到古希臘博學多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物物交换的理论，再推理这些无铭文青铜器为中国早期交换货币。
Ⅱ A.N.S的遠東錢幣藏品的來源
1. 第一階段
最早期是無名氏捐者，1865-1893年年代的香港英屬錢幣及一些清朝歷代錢及2枚明朝錢。一直到1905年有位紐約銀行家（Charles Gregory）開始捐獻中國古代錢幣1,411件藏品，包括2件錢模笵具、19枚刀幣、32枚方足幣、1枚王莽一刀平五千、984枚方孔錢、12件銀錠、43件銅鈐、7件橋樣銅件、31枚機製銅幣、22枚壓勝錢，及日文錢幣、暹羅物件等等。
1911年，格林納達[Isaac John Greenwood（1833-1911），他在1859年加入ANS會員]捐中國、日本229枚銅錢、4枚金幣及17枚銀幣，及其他不同國家的3,000枚錢幣、獎章及紙幣。
2. 第二階段
1913年是一個最大的轉折點，因為當時有拉姆斯登在日本發行錢幣刊物，促進藏家對遠東錢幣的興趣與認知，而且在1900-1915年間整個世界局勢是最不安定，例如義和團事件、辛丑條約、武昌起義、軍閥割據、清帝退位、民國成立、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由此造成許多中日藏家的錢幣出售。由於拉姆斯登本人具有遠東錢幣的狂愛及遠見，就有機會入藏他所喜愛的錢幣，在北京及南京等地，有錢幣商為他供應他想要的藏品。這包括他在1911年3月到北京親見羅振玉本人及其藏品，他認為羅氏藏品全部是真品又珍罕，其質與量是超過大英博物館藏的中國先秦錢幣部分。那時侯他又想購買的這批所謂“羅氏藏品”（Lo's Collection）為的是想轉賣給ANS來收藏。
下面我再分別說明1913年後，ANS大宗捐贈品及主要關鍵藏品是如何來的，又如何造就了後人的研究資料，例如1949年，學者王毓銓（哥倫北亞大學博士）在ANS任職遠東部門主任三年，利用館藏品的資料研究，在1950年寫了一本英文《中國先秦貨幣史》（Early Chinese Coinage）。1950年回中國任職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1957年著一本書中文版《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
小約翰·賴利（John Reilly Jr，1876-1931）
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他曾擔任Ambroid公司總裁，該公司以其原始膠粘劑液體而聞名，是一種合成水泥膠，用於修補碎片。
在1907年，賴利第一次到遠東旅行，激發了他對遠東藝術及錢幣的興趣，在日本橫濱遇到拉姆斯登，他給賴利一份日本蒙羅（Neil Gordon Munro，《日本錢幣》的作者）的錢幣副本，讓他回美國時在旅途中閱讀它，從而引起了賴利的興趣，讓他想買蒙羅的藏品。所以，在第二次1909年的遠東中國及日本旅行時，到日本時就以4,000元日幣買下這份蒙羅的藏品。同時拉姆斯登也帶他去橫濱錢幣學會，並介紹他參加橫濱錢幣學會成為會員。
1926年，賴利第三次到遠東旅行，他在中國住了幾個月，並收集到3,000多枚錢幣，這其中有古幣及近代機製幣，他主要興趣在於近代機製幣，在ANS藏品中的近代機製幣和銀餅有不少珍罕品，例如臺灣老公銀、如意及筆寶“庫”字、漳州軍餉、上海壹兩、關平壹兩、太平天國陰刻銀幣……尤其有一枚我看過,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宣統三年壹圓大清銀幣左下邊有陰刻GIORGI英文字，陰刻得很深又精緻。這個陰刻手法有可能是意大利GIORGI雕刻師返國之前，就又傳受給天津造幣廠之徒弟們，後來似有可能表現於1921年之徐世昌的無“紀念幣”的陰刻英文字名字的刻字。ANS館藏近代機製幣大部分是賴利的藏品。前幾年，大概是因經費不足，就把賴利捐獻的近代機製幣之重複品供給拍賣公司拍賣出售。
拉姆斯登於1912年1月27日因瘟疫傷寒之傳染病在日本橫濱去世，享年43歲。留下了15,000多件的收藏品。在這個期間，正好是伍德當ANS遠東錢幣策展者，而賴利是財物主管，二人基本上對遠東錢幣有共同的興趣及認知，覺得有需要買下拉姆斯登的藏品給ANS，以讓後人作為科學性的研究參考資料。所以，在1917年，以30,000日元（約15,000美元）的價格賣給賴利。按史博祿在《拉姆斯登藏集》中記載的藏品，有272枚大布，包括有2枚三孔布，535枚尖足布，928枚方足布，226枚戰國齊刀，63枚四字刀、五字刀，2枚六字刀，668枚明刀，172枚竹幣，1,200多枚暹羅代幣。但這個數目僅有4,000多枚，那還有的一萬多項的錢幣，包括方孔錢及壓勝錢，究竟有沒有全部包括捐獻之項目裏?因為一直到1936年賴利的女兒弗蘭西斯·賴利（Frances Reilly）才正式把購入拉姆斯登藏品捐獻給ANS。那麼在這19年間有否被轉手或另外捐獻？不然怎麼會在霍華德·包克（Howard Bowker）藏品中又出現拉姆斯登之藏品，例如天津方藥雨的三字齊刀及拓本（有Ramsden之英文序文，此本是周邁可買下包克圖書館書本之一，贈送給筆者）及其他也有可能是他的古藉本藏書。
按以1945年有一篇文章《拉姆斯登藏集》，作者是霍華德·包克，有提到賴利的嗜好興趣是多方面的，不僅收錢幣，還有一些東方的古董，如漆器、景泰藍、瓷器、青銅器、雕刻品和茶壺等等。他一生收集不同遠東錢幣及當代的銅銀機製幣共有26,000枚。他不僅有Ramsden提供，還有美國、歐洲等地錢幣商的來源。
羅振玉藏品
首先介紹羅氏藏品的主人是何等人，就是羅振玉（1866-1940年）。羅振玉是中國近代的農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敦煌學家以及甲骨文專家等，他參與了開拓中國的近代化之農學，保存了內閣大庫明、清檔案以及從事甲骨文字的研究與傳播，整理敦煌文卷，收藏碑帖,並開展了漢晉木簡的考究，同時倡導了古代明器研究。作為一個對於古文化相當入迷的人，他也收藏了數量龐大的甲骨文。
他的錢幣部分收藏品包括500件來自各方古董店，清末社會動盪，朝廷大官、太監把皇宮珍寶偷出倒賣。他1905-1911年在學部任職（清代內閣存放檔案書籍），及任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校長時，一有空就逛北京琉璃廠，收集大量古代文物、先秦錢幣等等。
拉姆斯登至少從1910年開始就知道羅氏藏品，於1910年12月在北京看到他的全部錢幣藏品，1910年12月2日寫信給伍德說：“我上次在北京時，仔細檢查了一下，並知道羅先生收集錢幣持續有30年，他又是北京高等學校或大學的校長，在這方面是最為權威者,而他的收藏是中國最大又重要的古文物⸺甲骨文之骨頭，我相信他知道我收藏錢幣的數量已超過了他，或許是現在，他正好興趣於古董書及甲骨文的研究。他的古代錢幣藏品正好可以說明中國古代先秦的錢幣造型方式之演變循序，這正好激發了我想買下他的錢幣之興趣,但這不包括圓形方孔錢。
按筆注：王毓銓博土曾在1949年任職ANS三年，在他1957年出版的《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書中，有圖版“肆”及圖版“陸”的原始青銅農耕工貝（錢或镈）是注明來自美洲古錢學會ANS藏品。我的推測是羅振玉的藏品，有可能他跟他的弟弟（羅振常）在1908年到河南安陽搜購甲骨片及青銅原始大布的地方得來的。因此地在北宋時就常有青銅器出土之記錄。
由於當時正是瘟疫傳染病的流行，暫由北京代理商負責保管，一直到1911年2月底才收到藏品。他很希望將它出售給ANS。因為他很讚賞這批藏品是品質之佳和稀有之物。按他在1910年12月間曾經寫信給ANS遠東錢幣負責人curator伍德的信中，強調羅氏藏品有幾個主要看點：“不僅所有作品都是真實的，而且該系列還可以能夠使ANS超越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早期中國錢幣！”
在1911年6月21日，伍德收到了羅振玉的500件藏品，要價是3,000美元，平均每枚約為6美元，但是有些個別藏品可高到150元美元。但不幸的是，其他ANS成員認為這是高估了它的價錢，有需要謹慎小心一點。為什麼當時大家有如此的看法？因有三點：[1]西方國家對遠束錢幣的需求有限；[2]藏品中皆是賤價的青銅質；[3]市場上有許多偽造品。因此，為了售賣的價錢的問題而被擱置近二年之久。
僅管如此，在1911年夏季，ANA美國全國錢幣協會年度大會在芝加哥舉行，羅氏藏品就放在大會場中展覽。最後經過22個月的討價返價，才以2500美元成交，但這是由另一財團付錢的，故在1913年3月31日正式捐獻給ANS，4月放在ANS紐約本址展覽。因為有了羅氏藏品之後，ANS就加強東亞地區有關錢幣的活動，例如，賴利在1913年5月《中國近代機製幣》的演講，賴利及伍德（專業是伊斯蘭錢幣）等二人藏品共有570枚正反面錢幣之展覽。1914年成立東方錢幣委員會。
總之，ANS大宗藏品是來自賴利的中國近代機製幣及古幣，拉姆斯登的1.5萬枚遠東錢幣藏品及羅振玉中國先秦錢幣500件藏品等等。可算是北美洲博物館有最多遠東地區的錢幣藏品存庫之處。另外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有Glover Collection2,025件，[George B. Glover（1827-1885）是曾為大清帝國海關總署服務的美國外交官]。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大約有4,000件中國錢幣。
結語
拉姆斯登及羅振玉等二人均能講日文，交流溝通上不成問題。二人有一段時間在日本橫濱及京都成為泉友，對東方古文物有共同嗜好，既是收藏家、出版者、研究者與古董商，二人又以藏養藏的買賣方式再購買更上一層的藏品而研究。例如，1910年羅振玉對甲骨文研究比錢幣更有興趣，遂把先秦錢幣部分賣給日本的拉姆斯登，而拉姆斯登研究後並舉例於他的著作《中國初期無銘交換貨幣》，之後再轉賣給美國ANS，而ANS再把羅氏藏品永久存放,讓西方研究學者有機會研討東方藝術古文物。可以說，這二位是有他們時代性之相遇緣分，並共同樂於出版刊物，尤以羅振玉的珂羅版圖冊，為的是要保存國家遣產，及所有古文物，包括明器等之真面貌。二人可說是鑒賞、收藏、研究、出版等為最終目的。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洋思想對東亞文化圈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融合、再創新。眾所周知，在這一過程，造就了一批研究甲骨文大師，使他們的學術研究帶有通觀古今中外的時代感。中國近代學術體系的確立，一方面是直接受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日本式之解讀來認識西洋的思想及其方法論。清末，羅振玉在上海創辦一所日文學校，留學日本蔚然成風；革命志士、文化名人一邊在日本展開政治、學術活動，一邊體會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社會變遷和新文化思想的創建。通過這些體驗，許多學者從不同的層次借鑒日本的經驗和方法來理解西方文明，重新審視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羅振玉在治學方面，同樣也是從日本人的西洋認識和漢學研究中得到諸多啟示，而當時拉姆斯登又是橫濱錢幣學會的會長，而有機會認識日本學術界教授，及大阪造幣廠經理，並通過彼此的學術互動來深化遠東古文化之研究，尤以錢幣學為主。
在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下，二人從不同層次及遠見，在考古學及錢幣學理念等領域是有所建樹輿貢獻。
參考資料
1. 何淑貞，《美國錢幣學會收藏中國錢幣的歷史》，2016年。
2. 周邁可、古富、史博祿，《霍華德·佛蘭克林·包克⸺錢幣學研究先驅者》，2014年。
3. 霍華德·弗蘭克林·包克，《拉姆斯登藏集》，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