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造幣廠，為民國時期的中央最高鑄幣機構，在1928年由前上海造幣廠所改制。成立初期，由於中國通用銀元，籌鑄銀元遂成為首要任務；尤其在1933年3月1日宣佈“廢兩改元”之後，大量鑄造國父像帆船銀元，造幣工作也進入高峰期。不過，受美國購銀法案實施之影響，國際銀價暴漲，白銀大量流入美國，中國銀元也因含銀價格高於其面值，不斷被鎔成銀塊外銷，國內因而陷入通貨緊縮，工商凋敝。這個前所未見的財經危機，迫使國民政府以庫存白銀作為籌碼，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以白銀交換黃金、美元，作為政府儲備，發行法幣。
法幣，是一種以政府信用作為保證、與金銀等貴金屬脫鉤的不可兌現貨幣。作為一種貨幣，法幣僅是一種價值符號，其形式，主要就是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後來的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再後來，才是中央造幣廠所鑄造，作為輔幣之用的硬幣。
民國時期的上海中央造幣廠
【風雨歲月中的中央造幣廠】
不過，就在法幣發行9個月之後，對日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被迫以增印鈔票支應龐大軍費，法幣因此不斷貶值，總計八年戰爭期間，貶值了約2000倍之多1。過程中，紙鈔，尚可加大面額追逐物價；硬幣，則無此彈性，而且常因材料價格超過幣值，一經發行即被人收藏起來，不然就是因已無流通效益而停鑄。因此之故，中央造幣廠及各廠鑄造的硬輔幣，很快就失去流通效益，種類、數量都愈來愈少。
出身於蘇州金融世家，滙豐銀行第二任買辦席正甫之孫的席德懋，是國民政府金銀、外匯政策的靈魂人物，歷任央行匯兌局、業務局局長，紐約中國銀行總經理，央行董事等職，許多重大金融政策與措施如以關金券取代外匯掛牌交易、發行初期法幣匯率的穩定等，背後均可見其身影。他於1942年6月首先提出要能解決通貨膨脹嚴重侵蝕財政的問題，唯有釋出黃金，才真正受到民眾歡迎，進而產生立竿見影之效。這個主張，不久之後，果真獲得採用。隨着美國政府先後承諾出售總數價值2億2千萬美元的黃金之後，國民政府從1943年9月起開始展開釋金行動。
隨着釋金對象的擴大，為了符合不同的需求，美國金磚必須被改鑄成小條。原本鑄造錢幣的中央造幣廠，儘管大材小用，卻是唯一有能力勝任的官方機構。只是，令人難以預料的，抗戰結束，國共內戰接踵而來，通膨再起，規模尤甚於前，而黃金政策又成為對付手段。鑄金工作，也因此成為中央造幣廠欲罷不能的本業。
席德柄、喬晉梁、韋憲章三人，從抗戰前夕到國府遷臺，先後擔任中央造幣廠廠長，在這一段非常時期裏，“鑄金”任務取代了“造幣”本業，這三人的檔案資料，正好彌補了近代史所不及備載的篇章。
【席德柄廠長】
1937年6月起，迄1944年6月22日
席德柄(1892-1968年)，祖籍江蘇吳縣，席德懋之胞弟，早年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工科學士學位，再赴英國伯明翰大學，轉習商業。歸國後，歷任財政部秘書、江海口內地稅局副局長、江漢關監督等職。抗戰前夕的1937年6月，就任中央造幣廠廠長。
席德柄廠長
抗戰爆發後，造幣廠隨即遷離上海，人員、機器設備緊急後撤。後來，相繼於武昌、成都、桂林、蘭州及昆明成立分廠。法幣的系列輔幣，也是目前最常見的民國時期的硬幣，大多是在戰火間隙下艱難完成的。
到了抗戰後期，通貨膨脹加劇。1942年間，席德柄奉命將廠內原有的大批鍋爐等生產設備，售予資委會雲南鋼鐵廠2，此刻，造幣業務走向縮減以至暫停，已成定局。果然，不久之後，1943年半圓鎳幣便成為抗戰期間出廠的最後一批鑄幣。
席德柄任內的最後一種鑄幣 民國三十二年半圓孫像布圖鎳幣
1944年6月22日，在無幣可鑄的情形下，席德柄選擇辭去擔任已屆七年的廠長一職。當時，其胞兄德懋大力主張的釋金政策正在逐步推展中，但，對於志不在此，熱衷於錢幣收藏並執著鑄幣事業的席德柄3而言，這不啻是告別造幣廠的時刻。
同年10月23日，財政部宣佈黃金現貨交易起碼400市兩調降至10市兩，以擴大交易層面，增加釋金效果。此後，將金磚切割、改鑄小塊，就成為抗戰後期重慶中央造幣廠(下稱重慶廠)的例行工作與新業務，這也是席德柄留給新任去面對的課題。
1931年的中央造幣廠
【喬晉梁廠長】
1944年6月22日起，迄1945年8月31日
接任廠長職的喬晉梁，是著名晉商祁縣票號喬致遠的曾孫，畢業於美國歐柏林大學，獲碩士學位。歸國後，擔任財政部秘書兼江蘇省印花煙稅局局長，深受部長孔祥熙器重，繼而出任中央造幣廠廠長4。
不過，喬晉梁任期不長，歷時僅一年零两个月。1945年8月底，當中央造幣廠仍在為黃金現貨、存款趕鑄大量金條之際，突然遭到撤換。其原委，直到近年相關檔案公開，才告明朗。
民國廠條，即央行委託重慶廠鎔鑄的金條，起始於喬任內。
最早一批，是為了兌付1945年3月15日到期的黃金存款之用。這批金條，在重慶廠內部簽呈5及領取的重慶中國銀行的文件6均有提及，但，根據重慶廠後來提交財政部有關鎔鑄、解交金條的完整報告7，起自1945年8月終於1946年2月中旬，並無這一批金條的記錄。
其原因，應與中央造幣廠初次承鑄金條，欠缺經驗有關。這個問題，直7月26日財政部長俞鴻鈞面諭8：爾後中央造幣廠應為所鑄金條編號並報部，才獲得解決。因此，重慶廠的鎔鑄解送金條表報，最早就是從8月份開始，更早之前，則是一片空白。
不過，由於1945年3月15日兌付者是1944年9月的黃金存款，該月黃金存款總額仍有紀錄可查，折合純金9336市兩9，各行局之中承辦存款最多的重慶中行也僅領得191兩，由此估算，第一批金條為數不多，僅在數千兩之譜。
重慶中行的前述文件又記載，金條不久即告用罄，到了1945年4月，只好暫停兌付。此後到期的黃金存款，就只能不斷遞延，直至6月初起，大批美國金磚終於陸續抵達。
為安定民心，國民政府隨即公佈一項大規模的兌付到期黃金的辦法：所有7月底到期的黃金存款及上年(1944)11月應付而未付的黃金現貨，均將在7月31日開始兌付。
中央造幣廠受託鎔鑄金條，央行囑咐，半數鑄成五兩條，四分之一為十兩條，四分之一為一兩條10。由於黃金數量極大，並已對外界作出承諾，為了確保如期完工，財政部於1945年6月23日特別下達訓令：重慶廠每日必須鎔制一萬兩11。
然而，廠方顯然不清楚實際狀況與事情的嚴重性。於伊始，先以鑄幣觀點，建議生產幣型金塊，不應鑄造金條，以避免成色重量不規整、流通不便云云，卻無視於做法的緩不濟急。面對央行、財政部一再提醒與催促，廠方則是以環境、儀器設備、人力等條件欠缺為由推託，甚至索性回覆：改請民間爐坊代工12，或轉交蓉昆兩分廠鑄造13。
廠方的態度，終於激怒了財政部長俞鴻鈞，以書面嚴詞警告：“......關於鎔鑄黃金一案關係政府執行黃金政策暨信用至為重要，迭經由部令飭該廠迅為籌備開始鎔鑄，迄已多日仍未決定切實辦法實現，距預定七月底發放黃金之期為時已迫不容再事延宕，貽誤要政，合再電仰該廠廠長等迅速進行即日鎔鑄，並以此事責成該廠長等全力辦理，勿再貽誤於咎。至原建議由蓉昆兩分廠鎔解一節，跡涉推諉且緩不濟急，應勿庸議......。”14
驚覺事態嚴重之後，廠方才開始籌備調度，一面向成都分廠借調五百兩大天平及砝碼、印花機等機器設備，敲定各式金條的鎔鑄工法，先將金磚輾成二、四、六釐米厚度的金片，分別裁切成五兩以下各種金條；再用切剩的邊屑，以馬夫爾爐鎔鑄十兩條15。由於重慶廠欠缺軋片設備，於是洽請兵工署第二十兵工廠代軋金片事宜。
當正式開鑄之時，已是7月29日，距發放日僅剩兩天。又，根據財政部所核定的目標，重慶廠必須於8月15日以前鑄解二十萬兩，包括一兩條8萬兩，三兩條4萬兩，五兩條6萬兩，十兩條2萬兩等16，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任務。
7月30日，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公佈《黃金購戶存戶獻金辦法》，強制黃金存款及現貨的存戶或購戶，兌領黃金超過一兩者，應捐獻其中的40%，作為充實軍費之用。突乎其來的規定，雖使兌出的黃金數量減少，致生的作業問題，卻令人挫手不及。重慶廠所鑄的最小金條原本為一市兩，獻金後，兌付時將出現尾數，需要更多更小的金條，以供找補。這些小金條，必須臨時增鑄，卻非常費時費工。
8月初，財政部、央行、重慶廠為此緊急會商，決定對於重慶廠原定應於8月15日之前鑄解的二十萬兩大小金條調整比例。一方面，為了爭取時效，以正在鑄造的五兩條取代六兩、十兩條；另一方面，則挪出5千兩改製二錢小片，一萬兩改製四錢小片。兩種小金片，都無法鑄造，必須手工剪切而成。11日起開工17，10天後，也僅完成二錢670片、四錢564片18。
到了8月31日，重慶廠解交央行的金條，共有：二錢2977片，四錢2814片，一兩7140條，三兩264條，五兩2814條，十兩2567條，總數僅7萬6千多市兩19，不僅遠低於財政部所核定8月15日之前應鑄解20萬兩的目標，嚴重落後的進度，也使得兌付遞延成為常態，到了年底仍存在20。外界不明就裏，但民怨早已沸騰。
喬晉梁任內，1945年8月上旬，中央造幣廠五兩金條
9月1日，喬晉梁的廠長一職遭到撤換，遺缺由原副廠長韋憲章升任遞補。對於這項人事異動，官方未多做解釋，但原因已明。喬於離任一年多之後，即舉家移居美國。
【韋憲章廠長】
1945年8月31日起，迄1955年12月25日
韋憲章(1890-?年)，祖籍廣東中山，上海聖約翰書院畢業，赴美留學，1916年畢業於費城紡織學院，1917年再獲賓州大學工商管理系碩士學位。自美學成返國後，於慎昌、南洋兄弟菸草、太古輪船等多家洋商工作多年，直至進入中央造幣廠21。
其人，同時也是早期中國體壇的風雲人物。宣統二年(1910年)中國模仿奧運舉辦的第一屆全運會，他以聖約翰大學學生的身份獲得220碼、100碼競跑全國高等組金牌；民國二年，再代表江蘇參加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的第一屆遠東運動會，連獲120碼高欄、跳高男子金牌及220碼低欄銀牌等佳績22。
至升任廠長為止，韋從1929年起已擔任副廠長達16年之久，是該廠歷來資歷最久的副廠長。升任後的首要任務，便是接手前任未完成的工作，趕工鎔鑄大量待鑄金條。
自1945年9月起至1946年2月中旬，滬廠在韋任內鑄解出136萬4千4百多市兩的各式金條【注23】。除了前任已鑄過的二錢、四錢、一兩、三兩、五兩、十兩等六種類型，1945年10月起，又利用切割金塊所累積的邊屑，增鑄六兩、三十兩、六十兩、一百兩等四種；其中後三種分別鑄有10萬8千8百多市兩、19萬5千6百多市兩與6千多市兩，都是依據《黃金現貨及存款兌付辦法》第二項：“……造幣廠分鑄不及，得由購戶或存戶自行拼湊足額，向原經辦行局整塊領取”的規定所鑄造，藉以減少其他小型金條的供應壓力。加上喬任內於1945年7月29日至8月31日所完成的7萬6千多市兩，以及昆明央行9月間亦向昆明分廠委鑄，雖不久即解約，仍鑄出約8萬兩金條24；加總後到達152萬兩之多，在該廠自渝返滬之前，已足敷供應兌付之需，危機終告解除。
此後，韋任內又經歷了上海黃金風潮、秘密籌鑄金幣金塊計劃25、金銀存兌、銀元券發行，在上海、成都、臺灣等地受託鑄造金條與銀元。隨政府遷臺後，繼而為台幣改革及黃金儲蓄辦法效力；金銀有關的重大政策，無役不與。出自中央造幣廠的金條，無論重慶、上海、成都或臺灣，乃至臺灣早期發行的銀、銅、鋁質輔幣等，無不是在其任內完成。他也同時成為歷來任期最久的中央造幣廠廠長。
民国37年（1948年）的中央造幣廠
其任內有兩件大事，值得一書：
在上海風潮期間，央行決定透過上海金號改鑄並釋出大量庫存黃金，此舉立即引起財政部長俞鴻鈞與韋憲章等人的反對，力主存金應交由滬廠鎔鑄。後來，雖未能使央行改變決定，不過，在韋的持續周旋奔走與財政部的支持下，滬廠於1946年底獲得承鑄成色十兩990的廠條的機會，只是為時已晚，2月15日宣佈停止釋出黃金時，滬廠亦僅鑄出千條左右，重量不超過一萬兩，相較於央行釋出的350萬兩，可說微乎其微26。不過，當央行部分官員勾結金號的內情不久後被曝光，相關人等遭到法辦之際，韋則因其捍衛國家利益的表現，被財政部報請獎勵，案經審核通過，於1948年3月3日獲授五等景星勳章27。
另一件，是發生在遷臺之後。由於為了辦理金銀存兌，滬廠於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止，被迫鎔化收兌自民間的雜金，直接鑄成大批廠條，以致成色紊亂走低。
韋憲章任內，金銀存兌期間(1948.11-1949.2)，上海廠五兩金條
因軍事的失敗，國民政府已無暇他顧，繼上海廠條之後，已遷往廣州的中央銀行於1949年7月10日通電各地分行：市面黃金改采98作為交易標準28。當時的央行已無意提升標準，選擇遷就現實。
不過，韋卻未放棄990成色此一源自上海廠的鑄金標準。當中央造幣廠於同月底奉命繼續籌鑄紀重金塊時，韋立即主張金塊應採用該廠成色990的鑄金標準，後來獲得央行總裁的支持29。
990成色，所代表的意義，除了就是回復被破壞之前的標準，即上海通用的烚赤，這個成色正好也是臺灣民間普遍採用的足赤，後來，雖無法運用於大陸，從11月起卻開始在臺灣落實，臺條更是全面進化至991成色，大幅消除621事件爆發以來臺民對於官方金條品質的疑慮30，此功勞非其莫屬。
隨中央政府遷臺後，韋憲昌成為中央造幣廠的開台廠長，在臺任期也遠超過在上海、廣州或其他地方。不過，其來臺以後的有關資料，於今卻大多無端消失，最令人詫異的是，連中央造幣廠網頁也找不到他的名字。
經過一番努力，筆者終於找到一絲線索！中研院“戰後臺灣歷史年表”的資料庫中一份檔摘要記載：“1955年12月25日，中央銀行造幣廠長韋憲章因違法失職，遭公懲會以撤職與停止任用八年處分。”“違法失職”，應該就是他突然銷聲匿跡的原因了。只不過，違反何法？如何失職？就不得而知。行文至此，那個走過風雨歲月的造幣廠，早已隨人物走遠了。
韋憲章任內，1950年間，中央造幣廠成色991五兩金條
注释：
1 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
2 1942.2.26，資委會雲南鋼鐵廠工程處，滇(卅一)處第0305號呈文：“……中央造幣廠前托西南運存遮庫其16%編號二十鍋爐三具，182件，43.830噸，已售予資委會雲南鋼鐵廠……中央造幣廠標售存放臘戌之新式200匹馬力臥式鍋爐三座，當即函電商購……。”
3 周邊：民國著名金融家的錢幣收藏，NC收藏中來自前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柄先生的錢幣，載《東亞泉志》第22期。2021年4月。
4 王保民、範愛明、王智：《晉商翹楚——喬致庸用人、經商、處世之道》。第307頁，清華大學出版社。
5 1945.6.12.中央造幣廠工務處簽呈。
6 1945.3.22，重慶中國銀行，業字第220號。“為轉渝行函陳：第一批到期黃金，計191市兩，已向國行領到，並於3月15日開始兌付，請察洽備案由”。“總處鈞鑒：接渝行儲行第1292號函稱：敝處自三月十五日至卅日，應交付到期之黃金191市兩(內計渝行158市兩，廟處22市兩，坊處11市兩)，已於三月十三日，向國行如數領到。其成色996.4至999.8不等，且以一兩上下之小條為多，每枚重量亦不均，其尾差最大者，約四分左右。此批請領191市兩(129枚)共計尾差一兩一錢零四厘，實領純金189.896。此項尾差，按現在牌價，每市兩2萬元計算，折合國幣22,080元，連同利息，國幣66850元，均由國行撥來。所有到期黃金，敝處已於本月十五日開始兌付等由。理合函陳，敬請鈞察備案為禱。此頌鈞綏儲蓄部通啟”。《中國銀行史資料彙編》，頁1180。
7 參見重慶廠歷次呈送財政部的《中央造幣廠鎔鑄金條旬報表》。
8 1945.7.26 中央造幣廠渝造總字第123號文：“......本廠頃奉部長面諭：中央銀行發行黃金原塊飭由本廠列印編號，並製成紀錄備查......”。
9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 第二編 財政經濟(四)，頁604。
10 1945.6.12 中央造幣廠工務處簽呈。
11 1945.6.23 財政部財錢甲字第5592號訓令。
12 1945.6.28 渝總文第2431號文。
13 1945.6.30 渝總文第2495號文。
14 1945.7.7 財政部財錢甲字第458號文。
15 1945.7.11 中央造幣廠呈財政部文(文號不清)：“......決定採用機械方法，輾成相當厚度，切成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小塊，切餘邊屑，再用馬夫爾爐鎔鑄十兩小條......”
16 財政部錢幣司 1945.8.4 文(引自中央造幣廠1945.8.14 渝總文第2730號覆函)：“......查此次兌付黃金辦法，業經明令公佈並核定應於8月15日以前鑄解二十萬兩在案......據稱存戶在五兩以內者甚多，依照獻金辦法須多制一兩及二錢、四錢小片方可應付。經照此次核定二十萬兩商定分配數量，於一兩金條百分之四十，八萬兩，內中以五千兩改制二錢金片，三兩金條，百分之二十，四萬兩，內中以四千兩改制四錢金片，六兩金條，百分之三十，六萬兩，內中以六千兩改制四錢金片，十兩金條，百分之十，二萬兩。惟查現在舂制者系五兩金條，為節省時間，免除換制舂模起見，並經商定用以代替搭配六兩及十兩者。其一兩三兩二錢四錢者，應照上開比例搭鑄重量，務求準確......迅即依照搭鑄並依限照解......”。
17 1945.8.10 工務處轉呈廠長，技正司徒得；“......廠座手諭剪切二錢、四錢金條由......職負責辦理，本月十一日在鄒容路開工.......”。
18 1946.3.2 渝盛字第1352號呈文。中央造幣廠收解金料及耗損總報告(34年7月至35年2月)。
19 同上。
20 1945.12.2，《重慶商務日報》：“......黃金存款，按半年到其順延一月，如十月份到期，統於十一月付，十一月何時付現？必須按號碼順序，故手續甚煩。每行號碼，當有每日只付百號者，故存戶均怨氣沖天......至於蓉昆蘭州西安貴陽之兌現，更為困難”。
21 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史。
22 羅時銘：《奧運來到中國》，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頁46。
23 1946.3.2 渝盛字第1352號呈文。《中央造幣廠收解金料及耗損總報告(34年7月至35年2月)》。
24 筆者：《民國黃金檔案》，第三章 第三節 昆廠廠條鑄造始末。波多西工作室，2020年1月。頁95以下。
25 筆者：《塵封七十載1949年金幣金塊鑄造計劃》《東亞泉志》第二十二期，2021年5月1日出版。
26 筆者，前揭書，第四章 上海廠時期，頁99以下。
27 稽勛委員會 1948.3.3，勛字第61號。“為財政部請授韋憲章一員勛章案，業經審核決定授勛，請查照行知由。”
28 1949.7.10 中央銀行業務局廣州通27號央行駐臺代表辦公室譯電。“各分行處關於逐日電報金銀外幣行是應注意事項......(3)黃金市價應以市兩為單位，按九八成色折算並應將折算公式報局備查”。
29 1949.7.22 穗鼎第106號，韋憲昌呈文。“查本年三月間，奉鈞座面諭籌鑄金幣，經將式樣、重量級含金成色呈奉鑒核......查金幣與金塊，性質不同。金幣已定有固定面值，而金塊價值須視中央銀行牌價決定，故金塊成色，應較金幣為高。茲擬依照鑄金條辦法規定金塊含金成色亦以990為標準......”，經1949.7.30，廣秘第1163號文，總裁批：“照辦。”
30 筆者，前揭書，第六章 臺廠時期 頁164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