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承秦制,高祖劉邦建國後,分封了7個異姓王，其封地稱國。又分封了140餘人為徹侯,徹侯封地狹小，地域僅一郡與縣同級，地位等同於郡。故漢代文獻以“郡國”連稱。
漢武帝於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進行了第四次幣制改革，令郡國鑄造五銖錢，鑄幣進入了漫長的五銖計重貨幣時代。
郡國五銖，亦稱元狩五銖。與之前鑄的四銖半兩比較，其主要特徵首先是錢幣形制上的變化。錢幣正面有輪無郭，背面則輪郭俱備。錢背穿內郭四周大都是圓郭。西安建章宮遺址出土和各地發現的平背五銖, 因在形制上與四銖半兩有溯源關係，被認為是最早的郡國五銖。郡國五銖增加了錢的重量，降低了錢的厚度, 錢形和錢穿都比四銖半兩大，使計數和穿系都較前方便。錢幣面背內外郭的出現，錢面與背的準確拼合,除了防止錢幣被磨礪取銅外，也給仿鑄增加了技術難度。而內外郭的出現，使縮小錢徑以取利變得無機可乘。於是，更多的是以錢幣厚度減薄減重，或在鑄錢成分上增加廉價金屬取利。鑄錢技術在造偽和防偽中得以發展進步。但迄今發現的郡國五銖中加重增厚的現象則較為常見。
郡國五銖相對之前鑄的四銖半兩錢而言,在形制上變化極大。在錢幣符記上，卻沒有四銖半兩那樣多的符記變化，但出現了一些新的標誌符記。因此說明五銖錢不光是在錢文形制上另起爐灶，在標誌符記上也作了新的革新。
郡國五銖發現的符記大都是在錢穿的周邊展開的，如決紋、半星、杠、月紋、三角、上尖等。（如圖）這類符記在錢幣上的真正用意以及附帶的信息，我們迄今還不能完全瞭解，但至少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它帶有的一定的區域或時間特點；另外就是它與錢幣文字特徵上的相關性。也就是眾所認為的固定模式。而用爐次或工匠戲作等成因等來解釋郡國五銖錢幣上的符記時，總是不能自圓其說。
郡國五銖上的符記發見的有：穿上橫杠、三角、半月、半星；穿下橫杠、三角、半月、半星；穿四角上決紋、下決紋、四決紋。其中星月紋有大小之分，決紋也有長短之別。這類符記在《上海博物館館藏錢幣》與《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卷》兩書中收編甚詳。1郡國五銖上發現的標準圓形星紋應該是個例外,我們幾乎很難找到相同的第二枚。有些認為是星紋的，似乎並不規整而不能被確定。另外，鄭家相先生在《五銖的研究》文中有枚穿上三豎杆符記，也是很少見的，與四銖半兩的穿上豎杠應該是有同源的關係。
假如將一個符記視同為一個地區的特有標誌，理解為是一個郡或一個國，那麼，我們沒有發現與郡國同樣多的符記；根據史書記載，武帝時期，因為酎金律而被除國的就有近百個。這裏有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不只是同姓或異姓王的“國”，各地的郡也在各自鑄錢。另外，一個五銖上同時鑄有兩種符記的現象也在否定這種解釋。如發現有面四決穿上杠、面四決穿上三角、上橫杠穿下三角、下橫杠穿上三角等。但確實有的符記是有特定機構或部門特點的。固定符記的出土和發現比較集中在某些地域，也可以佐證這個地區鑄的錢上的特定符記可能比較大。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各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幣後，鑄行的上林三官五銖上符記只剩下穿上橫杠、下半星。可以推斷在各郡國鑄五銖同時，歸屬皇家的少府應該在鑄同類符記的五銖錢，因此在統一造幣後，原歸屬各郡國的鑄錢符記則被同時廢棄；而代表皇家鑄錢上的符記，如穿上橫杠與下半星，則被統一鑄幣權後的鑄錢機構上林三官沿用。
由於時代局限，《古錢大辭典》中將“圓珠點”和“上橫杠”五銖，定為“上林”五銖，將瘦長字形五銖定為“三官”五銖，將“面四決紋”五銖定為靈帝五銖。2鄭家相先生也將穿上倒三角符記和面穿四決紋符記文字狹長的一種認為是昭帝五銖。3從各地出土資料和考古發掘分析研究，以現在我們對五銖的認識和斷代來看，以上這些觀點是欠妥的。
漢武帝於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進行了第四次幣制改革，令郡國鑄造五銖錢，鑄幣進入了漫長的五銖計重貨幣時代。
郡國五銖，亦稱元狩五銖。與之前鑄的四銖半兩比較，其主要特徵首先是錢幣形制上的變化。錢幣正面有輪無郭，背面則輪郭俱備。錢背穿內郭四周大都是圓郭。西安建章宮遺址出土和各地發現的平背五銖, 因在形制上與四銖半兩有溯源關係，被認為是最早的郡國五銖。郡國五銖增加了錢的重量，降低了錢的厚度, 錢形和錢穿都比四銖半兩大，使計數和穿系都較前方便。錢幣面背內外郭的出現，錢面與背的準確拼合,除了防止錢幣被磨礪取銅外，也給仿鑄增加了技術難度。而內外郭的出現，使縮小錢徑以取利變得無機可乘。於是，更多的是以錢幣厚度減薄減重，或在鑄錢成分上增加廉價金屬取利。鑄錢技術在造偽和防偽中得以發展進步。但迄今發現的郡國五銖中加重增厚的現象則較為常見。
郡國五銖相對之前鑄的四銖半兩錢而言,在形制上變化極大。在錢幣符記上，卻沒有四銖半兩那樣多的符記變化，但出現了一些新的標誌符記。因此說明五銖錢不光是在錢文形制上另起爐灶，在標誌符記上也作了新的革新。
郡國五銖發現的符記大都是在錢穿的周邊展開的，如決紋、半星、杠、月紋、三角、上尖等。（如圖）這類符記在錢幣上的真正用意以及附帶的信息，我們迄今還不能完全瞭解，但至少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它帶有的一定的區域或時間特點；另外就是它與錢幣文字特徵上的相關性。也就是眾所認為的固定模式。而用爐次或工匠戲作等成因等來解釋郡國五銖錢幣上的符記時，總是不能自圓其說。
郡國五銖上的符記發見的有：穿上橫杠、三角、半月、半星；穿下橫杠、三角、半月、半星；穿四角上決紋、下決紋、四決紋。其中星月紋有大小之分，決紋也有長短之別。這類符記在《上海博物館館藏錢幣》與《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卷》兩書中收編甚詳。1郡國五銖上發現的標準圓形星紋應該是個例外,我們幾乎很難找到相同的第二枚。有些認為是星紋的，似乎並不規整而不能被確定。另外，鄭家相先生在《五銖的研究》文中有枚穿上三豎杆符記，也是很少見的，與四銖半兩的穿上豎杠應該是有同源的關係。
假如將一個符記視同為一個地區的特有標誌，理解為是一個郡或一個國，那麼，我們沒有發現與郡國同樣多的符記；根據史書記載，武帝時期，因為酎金律而被除國的就有近百個。這裏有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不只是同姓或異姓王的“國”，各地的郡也在各自鑄錢。另外，一個五銖上同時鑄有兩種符記的現象也在否定這種解釋。如發現有面四決穿上杠、面四決穿上三角、上橫杠穿下三角、下橫杠穿上三角等。但確實有的符記是有特定機構或部門特點的。固定符記的出土和發現比較集中在某些地域，也可以佐證這個地區鑄的錢上的特定符記可能比較大。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各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幣後，鑄行的上林三官五銖上符記只剩下穿上橫杠、下半星。可以推斷在各郡國鑄五銖同時，歸屬皇家的少府應該在鑄同類符記的五銖錢，因此在統一造幣後，原歸屬各郡國的鑄錢符記則被同時廢棄；而代表皇家鑄錢上的符記，如穿上橫杠與下半星，則被統一鑄幣權後的鑄錢機構上林三官沿用。
由於時代局限，《古錢大辭典》中將“圓珠點”和“上橫杠”五銖，定為“上林”五銖，將瘦長字形五銖定為“三官”五銖，將“面四決紋”五銖定為靈帝五銖。2鄭家相先生也將穿上倒三角符記和面穿四決紋符記文字狹長的一種認為是昭帝五銖。3從各地出土資料和考古發掘分析研究，以現在我們對五銖的認識和斷代來看，以上這些觀點是欠妥的。
文字上的特徵也是區分和辨別郡國五銖的一個重要因素。郡國五銖“五銖”兩字不似之後的上林三官五銖狹長規整，而多數顯得較豐碩粗短。“五”字交筆彎曲，也有交筆較直的。“銖”字金字頭三角形或菱形，下四點一般為圓珠點。 “朱”頭大都呈方折型。文字書寫的隨意性雖然沒有半兩那樣的放逸無羈，但與上林三官五銖相比,還是帶有許多個性的。五銖兩字的大小不同，銖字金旁與朱兩者比例失調。文字書寫不規範等問題。
另有一種銖字朱中豎特長的出頭朱，大都出土在陝西一帶，應該為當地所鑄。各地發現的郡國五銖在文字和形制上都有一些地域特徵。如浙江湖州出土的多有毛邊，或已搓磨邊輪，背內郭較寬，錢幣地章發黑並有平行紋，個別文字極有特點。陝西澄城發現的則長字廣穿，“銖”字中“朱”下彎折高於“金”中橫。傳形與合背在郡國五銖中的也有發現。錢文上的隨意和錢上符記的多樣性，是郡國五銖各地分散鑄造，沒有統一標準的結果。但比較之前的西漢鑄錢，如四銖半兩等，郡國五銖已經規範了一大步。這與文、景削藩及平定吳越七國之亂，異姓諸王被剷除，同姓諸侯國也日益衰弱，中央的政令得到各郡國貫徹是有關的。
三銖錢的鑄造與廢止年代，史書記載不一，《史記·平准書》司馬遷的意思是鑄於元狩四年，元狩五年鑄五銖，停鑄於該年，鑄期一年。但《漢書·武帝紀》說是：建元元年鑄，五年停罷。但三銖從發現數量分析，鑄行時間應該很短。要是和郡國五銖一樣鑄行了四五年，今天發現在數量上應該更多。再則，司馬遷是與武帝同時代人，記載同時代發生的事在時間上出錯可能是很小的。
因此, 郡國五銖的鑄期從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漢武帝令上林三官集中鑄錢止計五六年時間。但鄭家相先生認為：元鼎二年官鑄赤仄五銖後，各地所鑄錢均為赤仄錢。武帝五銖有三官與郡國五銖之分，而三官錢只有赤仄和非赤仄之分。4結論雖有待商榷，如果這樣算來，郡國五銖鑄時則更短。
以文字變化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古錢幣中,由於五銖錢與其後的“通寶”類錢幣在文字上少了兩字,所以在文字與字位上會相對缺乏變化, 這類變化在收藏意義上謂之版別，錢文簡單版別少從收藏的角度喜愛的人數和程度都會相應減少。
郡國五銖的研究大都散見於各種錢幣刊物，而專題研究極少，前輩朱活、蔣若是先生在郡國五銖的理論研究上作了深入的探索。5陝西省錢幣學會在20世紀90年代曾召開五銖專題研討會，也出過專題論文集。2009年，杜維善先生編寫的《五銖圖考》一書出版，日本的橫地真一編寫的《五銖興趣》在1989年出版，都對五銖錢，其中包括郡國五銖的分類做出了貢獻。時至今日，考古出土的五銖錢資料增多，文物考古和錢幣專業的研究逐步深入；加上網路普及，全國各地的銖兩愛好者組建有研究五銖的專業微信群，結合愛好與收藏，各抒己見。這些工作，都使五銖錢版別與斷代研究，有了不少的新見解和新觀點，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準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錢幣；而郡國五銖的鑄行無疑是這條長河的源頭。
注釋：
1 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上海博物館藏錢幣·秦漢錢幣》；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中國錢幣大辭典編撰委員會：《中國錢幣大辭典》，秦漢卷；中華書局，1998.9。
2 丁福寶:《古錢大辭典》；中華書局，1984.12。
3 、4 鄭家相:《五銖的研究》；《泉幣》第二期至第二十二 期，上海書店，1988.9。
5 朱活：《郡國五銖論》；《四川文物》，1992，(04)。
蔣若是：《郡國、赤仄與三官五銖之考古學驗證》；《秦漢錢幣研究》(甲種本)，中國錢幣叢書，中華書局，19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