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8 年湖南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銀質樣幣，鏡面 喜敦造幣廠藏品，張南琛藏品 |
1898 年湖南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三錢六分銀質樣幣，鏡面
喜敦造幣廠藏品，張南琛藏品 |
直到現在，湖南長沙造幣廠具體的開辦時間仍不明了。耿愛德在其《中國造幣史》(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一書中指出，長沙造幣廠開辦於1901年，但湖南七分二釐卻有1898和1899的鑄造年份。我們對中國早期造幣廠的最可靠資訊來自中國海關貿易局的年度報告，但具體到長沙造幣廠卻沒有任何有效資訊，因長沙直到1904年才成為貿易開放口岸。湖南省的第一個開放口岸是嶽州，於1899年開放，那時長沙銀幣廠業已關閉。
湖南排外性比較強。直到20世紀初，外國人才可以進入湖南省府長沙市。那為何當時的長沙造幣廠購買了一套國外的造幣設備呢？這套設備肯定需要外國人組裝並有一個外國人監管運營吧？原來，這一切與1895-1898年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1831-1900年)有關，陳寶箴也是19世紀90年中國維新變法的主要成員。
Alec. W. Cross曾在《1900年中國嶽州海關貿易冊》中對長沙造幣廠進行了簡單描述：
“1897年底，湖南巡撫陳寶箴開辦了長沙造幣廠。造幣廠運營的兩年內，僅鑄造了一錢四分四釐和七分二釐，以七分二釐為主。我無法得出造幣總數。這兩種錢幣肯定比其他省份鑄造的輔幣成色要好，因它們可以相應兌換同等數量的七錢二分。當時的長沙主要流通湖北壹圓銀圓，但廣東商號打戳記的不良舊習也在湖南流行，尤以長沙和湘潭最盛。”
長沙銀幣廠因百日維新運動的失敗於1898年底或1899年初關閉。陳寶箴是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再次“訓政”，光緒帝被囚禁，陳寶箴也於1898年9月遭革職，由俞廉三接任。《1901年嶽州海關貿易冊》這樣記述：
“湖南巡撫陳寶箴力推新政，鼓勵地方官員借鑒西方開發湖南，在長沙開辦造幣廠，安裝電燈。然而新任巡撫上任後，這些改革立即被廢除，再無嘗試任何新政之舉措。”
英國錢幣研究學者萊特(Richard N.J. Wright)在研究英國喜敦造幣廠檔案時披露，喜敦造幣廠於1898年4月接到一份訂單，交運一套小型組合設備和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的祖模給湖南造幣廠。訂單中不包括其他幣模和衝壓機。因喜敦造幣廠對湖南錢幣沒有更早的記錄，因而尚不清楚1898年湖南的訂單是為現有造幣廠購置更多設備（該造幣廠還有其他公司供應設備）還是之前訂單（尚未找到）的追加。
仔細觀察實際發行的錢幣發現，一錢四分四釐採用了喜敦造幣廠的幣模鑄造而成，而七分二釐則好像是採用當地準備的幣模鑄造而成。極為稀有的湖南三分六釐則是明顯參考了廣東1889和1890年的三分六釐圖案，只是以星星取代了十字作為裝飾。喜敦造幣廠是否製作了這些幣模尚不可知。喜敦造幣廠的幣模中沒有三分六釐、七分二釐和一錢四分四釐的幣模，也沒有這些幣的實例。或許長沙造幣廠由他人創辦。儘管三分六釐和一錢四分四釐是喜敦造幣廠的風格，但我們從其他實例中得知美國和德國向中國提供幣模時，會複製喜敦造幣廠製作的廣東銀圓幣模。
關於湖南長沙造幣廠的起源，在1897年1月15日的《北華捷報》刊登的一篇無標題短文中找到了些許線索，內容如下：
“從湖南省府長沙發來的快件記述：湖南巡撫陳寶箴在長沙購買或準備了幾間房屋，用作鑄造銀幣和輔幣的造幣廠。造幣設備和技師專程從廣東乘坐炮艇前往，將在武昌或漢口下船，從長沙而來的船在此接應，然後經洞庭湖返回長沙。”
由此可以看出，陳寶箴好像在避免外國人在長沙組裝設備或運營造幣廠這一問題。很明顯，造幣設備和技師由廣東造幣廠提供，乘坐中國炮艇運送。因陳寶箴曾是廣東造幣廠創辦人、著名改革家張之洞的部下，加上張之洞時任湖廣總督，因而短文中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文章寫於1月中旬，造幣廠1896年已經開辦。1889年廣東造幣廠創立，號稱當時世界最大的造幣廠，擁有90台衝壓機（倫敦皇家造幣廠16台，費城造幣廠約10台）。19世紀90年代，由於研發新幣時間緩慢，這些造幣機器常常處於閒置狀態。1905年6月23日的《北華捷報》發佈的中國各個造幣廠造幣機器數量調查顯示，當時的廣東造幣廠只有80台機器，長沙造幣廠有4台舊機器和36台新機器（製造十文銅元）。這4台舊的衝壓機可能是長沙造幣廠最初的造幣設備，由廣東造幣廠提供。
然而，湖南輔幣的幣模來自哪裡仍是個謎。可能是廣東造幣廠製作了三分六釐、七分二釐和一錢四分四釐的幣模，但由於某種原因，沒有或不能提供三錢六分和七錢二分的幣模。1898年春，喜敦造幣廠接到三錢六分和七錢二分的幣模訂單時，長沙造幣廠已在運營，1898年9月陳寶箴被革職，這份訂單也就隨之取消了。
萊特(Richard Wright)只在1974年第一次發佈了湖南省造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圖片。之前從未見過這兩枚幣，實屬驚人的發現。萊特在喜敦造幣廠的資料室發現了這些幣和祖模。再加上1898年4月的銷售記錄，毫無疑問的是，喜敦造幣廠於1898年製作了這些幣模、鑄造了樣幣。好像這些幣模和樣幣從未送至中國，當然原因還是由於維新變法的失敗和長沙造幣廠的關閉。
大約是萊特在喜敦造幣廠做研究的時候，喜敦造幣廠被另一家公司購買，該公司訂購了喜敦造幣廠用作研究的所有複品用於出售。喜敦造幣廠在過去百年為各國鑄造的數百枚錢幣流向了英國錢幣公司Spink's，或者是Spink's與美國公司Paramount聯合銷售。1975年這兩家公司開始推廣營銷這些錢幣。亮相的第一枚湖南銀幣就是頗具神秘色彩的七錢二分。不知為何，Paramount知道我對此幣有所瞭解，這兩家公司的代表James Jelinski將這枚幣和拍到的其他14枚中國錢幣帶到了威斯康辛(Wisconsin)的克勞斯出版社(Krause Publications)的辦公室，讓我看看這枚幣，同時做些免費的公開宣傳。當時我正在那編輯《世界硬幣標準目錄》(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Coins)這本書。我告訴他們的代表我只知道這枚幣的另一個實例，即在喜敦造幣廠檔案室的那枚。當時我尚不知道喜敦造幣廠及其檔案室的錢幣資料已經出售。Paramount宣傳他們的這枚幣來自喜敦造幣廠一位老員工的收藏。《World Coin News》刊登了此幣的一則故事，稱該幣是兩枚已知湖南銀幣中的一枚，這一資訊也刊登在Paramount的拍賣目錄中。拍賣會後，萊特寫信給我，說該幣不是已知的兩枚幣中的一枚，但湖南銀幣（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各有12枚。我發表了這一資訊，但萊特又寫信給我，指出我誤解了他上封信的意思。不是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各有12枚，而是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各6枚，一共12枚。
第一枚湖南七錢二分是在1975年8月7日至10日的Paramount長灘拍賣會上售出，lot84（圖片刊在目錄封面上）。拍賣目錄中這樣描述：
“1898年湖南省造七錢二分銀幣，精製。表面光潔無瑕，散發淡紫色的包漿光澤。耿愛德的《中國幣圖說匯考》中沒有提及1898年湖南七錢二分的存在。我們的研究顯示還存在另一枚樣幣，但永久存放在英國伯明罕造幣廠博物館中。這表明這是湖南七錢二分首次出現在拍賣會中，成交價有望突破一萬美元大關。“
當然，Paramount（或至少Spink's）公司知道該幣存在另一枚實例，但在當時再無其他人知道這一事實。該幣成交價為15,500美元，是當時中國錢幣的最高拍賣價。這創造了中國錢幣的成交記錄。
然而，這不是湖南七錢二分第一次成為私人收藏。意大利籍中國錢幣收藏家羅斯(Guissepe Ros)於1921年前獲得了一枚七錢二分樣幣，1921年紐約的美國錢幣學會獲得了該幣的拓圖。羅斯從未公開過該幣，美國錢幣學會的拓圖也被遺忘，直到1993年我找到這張拓圖。此外，1909年大英博物館的年度報告稱，1908年E.H. McKenzie Elliot少將贈給博物館一枚湖南七錢二分銀幣。我無法確認大英博物館的藏品中是否有這枚幣，或許是湖北銀幣拼錯了。
湖南七錢二分銀幣第二次拍賣時也有驚喜的發現，出現了之前從未見過的三錢六分銀幣，見於1977年12月5日至8日NASCA拍賣的Wayte Raymond藏品第一部分。很有可能這兩枚幣是Raymond的收藏，而不是Spink's或Paramount的委託拍品。其中，七錢二分被描述為“已知的三枚湖南七錢二分銀幣其中一枚”，三錢六分銀幣則是“可能為僅見品，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世界唯一一枚可供收藏之實例”。Spink's和Paramount均瞭解這樣描述不正確，不過NASCA或許不知道實情。根據NASCA的成交清單，七錢二分銀幣成交價為23,000美元，三錢六分銀幣成交價為12,000美元。然而，問題是後來又有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後流入市場進行拍賣：1979年6月Money Company拍賣了三錢六分(Lot231)和1980年1月Money Company拍賣了七錢二分(Lot260)。是有人買入又在兩年後賣出嗎？還是NASCA編造了成交價？
之後多年又有4枚三錢六分和3枚七錢二分（2008年）出現在拍賣會上。此外，香港博物館有1枚湖南七錢二分，從未出現在拍賣會上；NC收藏中有1枚三錢六分，也從未現身拍賣會。這樣，已知的七錢二分和三錢六分就各有6枚，喜敦造幣廠又各有1枚。毫無疑問，這些銀幣都是使用同一組幣模鑄造而成，可能鑄造於同一天。由於過去100年來，這些錢幣已發生不同形式的氧化變色，因而可以得出以上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