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公債與新馬經驗

救國公債與新馬經驗

戴學文〔臺北〕
 

救國公債是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籌募戰爭經費的首次大型舉債。債票于1937年9月1日正式發行。面額分為萬圓、千圓（圖1）、百圓、伍拾圓、拾圓與伍圓共六種，總額法幣5億圓，年息四厘 (4%)，自1941年起，每年抽籤還本 一次，分三十年還清。¹

南洋華僑募債報國

每當祖國有難，海外僑胞無不秉持愛國情操，踴躍捐輸，已成歷來傳統。時至抗戰，亦複如此。至1937年底，救國公債發行僅4個月，募得金額已突破2億2千萬圓，貢獻了全年國家收入的27%，其中有相當大部分就是來自海外僑胞。據統計，抗戰時期旅居各地的華僑總數約870萬人，亞洲占絕大多數，約有836萬人，亞洲以外地區，則以美國為最多，約有8萬人。海外僑胞隨即成為國民政府于抗戰時期各種公債的募集對象，華僑所認購的部分占總數的1/3以上，貢獻最多者，又非英屬海峽殖民地莫屬。²

儘管僑胞反應熱烈，踴躍捐輸，殊不知，包含救國公債在內的抗戰時期公債，性質上全都屬于中國的“內債”。這些公債一旦離開中國到境外募款，就必須面對所在地政府的政治態度、金融法令、司法管轄等一系列問題。救國公債是抗戰期間最早發行的一種，也最早遭遇相關問題。種種狀況，如何迎刃而解？事關救國公債募集的成敗，對于往後在南洋募集的其他戰時公債而言，也具有重大意義。

救國公債面臨的問題

針對救國公債，新加坡僑界原擬于1937年9月12日成立的勸募委員會，因公債募集涉及所在地政府的管轄權，英當局出面反對而宣告停擺。
 

圖1 1937年國民政府于抗戰爆發後所發行的救國公債千圓票

在 中 英 兩 國 外 交 交 涉 下， 英 馬 來 總 督 湯 瑪 斯 爵 （Sir Shenton Thomas）同意讓步，以項目方式向倫敦殖民部提出申請。但，條件之一是，英方對于將成立的“馬來亞新加坡中國自由公債勸募委員會”保留其人選的同意權，後來選出陳嘉庚、胡文虎、林文田 、陳振賢、陳延謙等僑領，同時也排除了部分中國政府的人選。另一條件則是，公債僅能在新、馬僑界募集，不得對外公開發行，所以不得另設專責機構 (underwriter) 辦理，只能由各僑社代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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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
1 有關救國公債的詳細介紹，請參閱 ：筆者《從息借商款到愛國公債，細說早期中國對內公債 (1894-1949)》。第三篇，頁191以下。商周出版社。2017年9月。

2 筆者 ：《從臺灣海防借款到愛國公債，歷數早期中國對外公債 (1874-1949)》。第二篇，三、抗戰時期境外流通的公債。頁191以下。商周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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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條件限制下，救國公債終于在10月17日獲准募集，代銷工作開始在各僑社積極展開 ( 圖2)。³

除此之外，在星馬募集救國公債，被英殖民政府視同一種證券交易，與境內流通的其他證券一樣課以印花稅。

星馬課征印花稅

17世紀起，歐洲各國普遍對于各式契據與權利憑證課稅，並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由于完稅後會在憑證上蓋印作為證明，因此，被稱為“印花稅”(Stamp Duty)。到了19世紀，印花稅也普遍適用于股票、公債上，成為一種證券交易稅。除了蓋印，後來也貼上稅票。晚清以來，中國對外發行的公債，無論是第一次發行或者後來的轉讓，交易所在國無不對之課征印花稅，如1898年英法續借款公債，曾輾轉英、法、荷等國交易，因此先後在這三國繳稅加蓋印花 ( 圖3)。1907年廣九鐵路借款公債，在倫敦發行時，也在英國抽收印花稅（圖4）。

至于救國公債，雖是一種中國國內公債，應募者也均為華僑，但因系越界募集，所在地政府予以課稅，是合乎法理的，中方也莫可奈何。但對于志在報效祖國，籌餉心切的僑胞而言，心情無疑更加沉重。

根據英屬馬來亞政府的規定，對救國公債的課稅標準為 ：“限制每券票面最低以百元計，須貼印花稅叻銀四角五分，如為五元、十元票面亦同此稅費。”不過，從實物所見，各印花局 (Stamp Office)( 圖5) 課征金額時有變動。對法幣伍拾圓的債票，依規定抽收叻幣45分，有之 ( 圖6)。亦有面額法幣百圓債票，僅抽收叻幣25分者。此外，也存在着公債伍圓票與拾圓票，均抽收叻幣10分 ( 圖7) 的情形，做法頗為混亂。
 
陳嘉庚的避稅對策

為了規避印花稅， 降低募債成本， 僑領陳嘉庚 ( 圖8) 于1938年1月24日，特地致函宋子文，提供建議4。其中提及如欲避稅，必須採取兩個做法 ：

一、不再由中國、華僑兩銀行經手認購公債的臨時收據(Temporary Certificate) 及匯款，改由各會館、社團發給臨時收據並將債款逕匯中國銀行或南洋籌賑祖國難民總會5，再轉交國內。

二、債票則由各會館、社團直接寄交認購僑民。原本，交付債票與匯回債款的工作，主要是由中國、華僑兩家銀行承擔，陳嘉庚發現這個做法很容易被馬來亞政府鎖定並課稅。因此，建議改以各地僑社取代原本的銀行，以各僑
社名義，將債款輾轉匯回中國，也代收代寄債票，如此才能躲避查察，達到避稅目的。

陳嘉庚的建議，顯然隨即獲採納。筆者所見帶有印花稅票的救國公債，戳印日期多落在1938年上半年，後來就少見 ；最晚的一件是吉隆玻 (Kuala Lumpur) 印花局在該年12月8日蓋印 ( 圖7)。由此推測，陳嘉庚建議的對策是在同一年已陸續實施，逐漸收效，所在地政府課征印花稅隨之遞減，到了年底，貼上印花稅票的救國公債已很難找到。

星馬經驗成為募債主要模式

在僑居地募債，改以僑社取代本國銀行原先在“金流”( 收受賬款、匯回國內 ) 與“物流”( 代收代寄債票 ) 工作所擔任的角色，這種星馬經驗，隨即成為國民政府在南洋募債的主要模式。不僅英屬馬來亞，在其他各國多亦採用。

法屬印度支那 ( 越南 ) 有華僑40餘萬人，主要集中在南圻，即今越南南部與柬埔寨東南部，以西貢（即今胡志明市）為首府，華僑約有30萬人，在各行業無不建立嚴密的公會組織，佔有經濟優勢。由于法國殖民政府對于救國公債的態度傾向于禁止，募集工作被迫走向地下化，僑社成為重要據點。圖9所示，是一件同時期在法屬印度支那 ( 越南 ) 募集的救國公債拾圓票。票面蓋有“南圻華僑穀商公會”印記，這也是僑社擔綱募銷公債的另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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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閱 ：李思涵，《東南亞華人史》，第十五章〈日本侵華與東南亞華人的援助祖國抗日救亡運動〉。五南圖書出版，2003年版。

4 整理自《救國公債上的華僑史》一文，見于《中國藝術報》，2018年5月15日。

5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抗戰爆發後，1937年10月10日成立于新加坡，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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