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和法國中世紀的遊吟詩人時代，許多歐洲城市，特別是中歐地區的城市，因為城市掌權者是封建領主，所以各自發行錢幣的情況並不罕見。在遙遠的華夏，就在上海這座城市，多年前也出於假定的必要性發行了這種錢幣，這種情況並不尋常。我使用了“假設”一詞，這是因為早期觀察到這種現象的人並沒有向後人解釋，這種必要性是真實的、明確的還是虛構的？從廣義上講，上海發行的銀幣應分為三類。一類可稱為“本土發行銀幣”，儘管其數量很少，但是實際是作支付部隊軍餉之用。第二類是“外國發行銀幣”，這些銀幣只有精製，並沒有投入流通，因此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發行的錢幣。第三類則是“代幣”。
本土發行銀幣
“本土發行銀幣”是在1856年末面世的。令人遺憾的是，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在離這種銀幣發行時間很近的1857年中期所寫的文章裏，卻甚少關注它們。1考慮到他顯然是唯一可以可靠諮詢的外國權威人士，我在80年後完全引用他的話，這可能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他只提到了本文中的A型錢幣。事實上，駱仁廷（James H. Stewart Lockhart）在描述吉羅福（George B. Glover）的收藏時也是只提到了這種銀幣，2而且他1921年12月3日在漢口的演講中也是如此。3而在《華北日報》1919年10月發表的爭論文章涉及的每一位作者都只提到了這一種銀幣。偉烈亞力在描述這枚銀幣時只說了一句話：“這是一枚壹兩重的銀幣，大約是1856年年底在上海道臺的指示下生產的。它是用鋼模鑄造的，而且相當精美。但它剛一出現，就有假幣與之一起投入流通，因此人們很快對新幣失去信心，現在只能作為錢幣樣品。”這種銀幣在不同時期也有人發起不同的爭論。一位筆名為“Curio No. II”的作者在信中暗指到，“雖然提到了海關總署署長，但似乎這枚銀幣並沒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這意味着政府在實際使用中認可這種銀幣，但沒有正式承認它。喬根·克盧賓先生（Jorgen Klubien）在同一封信中稍有提到：“1856年期間鑄造漕平壹兩銀餅並投入流通。”4在1895年8月25日的《華北日報》上，馬士先生（Hosea Ballou Morse）在《遠東貨幣》一文中提到這枚銀幣時的表述是，“此處所描繪的銀幣不是政府發行的銀幣。”不管馬士先生可能是什麼意思，這些銀幣肯定不是由中央或省級鑄幣廠鑄造的，因為這些銀幣的生產方並不生產中央或省級造幣廠的銀幣，但這些銀幣肯定是在政府授權任命的鑄監的主持下生產的。
這篇文章可能會被一些讀者理解成為這些錢幣辯護的意思，我甚至可能被指責說是有偏見。但是，當我們時至今日想到它們，仍然覺得它們值得尊重的。首先，它的鑄造方法（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如此之先進，並且只是使用粗糙的本地工具製造的。其次，它們的設計完全沒有受到外國的影響。最後，這種銀幣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完全由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製造出如此完美的狀態，並且在實際流通中大約有六個月之久。我覺得我不能被指責為對其有偏見。
上文提到的這種銀幣並不是上海唯一在咸豐六年（1856年）製造的錢幣。雖然所有的這種錢幣都是在一個叫朱源裕的人的主持和檢查下生產的。他被授予道臺、鑄監、甚至是稅務司的級別或頭銜。但是，這些錢幣並不是由同一個號商發行的，也不是同一個雕刻師製作的。我在當地的年鑒中尋找有關這些錢幣的細節和記錄，但沒有結果。關於發行的數量，以及它們出現的原因，似乎都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知道它們大多被用於支付軍費）。儘管人們普遍承認它們位於現已被摧毀的上海城內，但我甚至也無法確定授權號商發行的地方是位於上海的哪個確切地區。時間似乎的確已經抹去了所有如今看來是如此珍貴的痕跡。即便被稱為銀爐的造幣廠在過去三十年中不斷運作，但我們現有存世的銀幣仍然非常少。
這些錢幣是由三個號商發行的。儘管沒有證據表明每個發行地都有其專屬的雕刻師，5但模具是由三個雕刻師準備完成的。而我們可以看到，經正記和郁森盛都雇用了同一個雕刻師——豐年，而郁森盛雇傭過豐年和王壽這兩位雕刻師。至於所使用的模具數量，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每種壹兩銀幣所使用的模具只有一個。如果某種銀幣中有一枚看起來有所不同，那麼這種雕刻上的區別便是偉烈亞力提到的偽造品的標誌。
還有一種偽品是1925年由一個在離上海外灘花園不遠的公司工作的錢幣愛好者製作的，這個偽品完全是為了給不懂錢幣的人製造一個陷阱。這種贗品在本文中歸入D型。它的厚度不一，我見過一些3毫米厚的贗品，其他還有4.5毫米甚至5毫米厚的贗品。這種贗品根本沒有齒邊，僅這一點就立即暴露了它的缺陷，使這種贗品不能為人們接受。該種贗品直徑為41毫米。有一枚該種贗品的重量是518格令，另有一枚是532.5格令。其純度不定，但其形狀表明該幣是多種金屬的合金。在我們的配圖中，它的邊齒被描述為“Z B”。它經人工鍍青銅，使之變成青銅色，對自然氧化的模仿效果很差。
好品相的上海錢幣上的文字是沒有經過任何打磨的。邊緣正如我們的圖片中“Z A”類型的齒邊所示，有馬賽克紋理。整個銀幣在簡單樸素中給人一種真正莊重感。這是典型的東方風格。本文中的A型上海銀幣是錢幣文章作者一直提及的一種類型，這裏展示的這枚銀幣是已故的蔔士禮（Stephen W. Bushell）6多年來收藏的錢幣。正面的銘文是“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王永盛足紋銀餅”，意即“咸豐六年號商製作的標準銀餅”。背面銘文為“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壹兩銀匠萬全造”。它的重量是563.30格令，但我稱過的一些上海銀幣重量高達566.24格令，平均重量則為564.85格令。在我們的配圖中，其齒邊類型是“Z A”。在《各國現行金銀幣》（The Current Gold and Silver Coins of all Countries）7中，有一張這枚銀幣的精美圖片，它被印在銀紙上，重量為565格令，純度為99.0%，比英國標準銀幣的純度高15.625%。8
B類型的上海銀幣是一種未經公佈的銀幣。正面銘文為“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郁森盛/曹平銀餅”，意即“咸豐六年（上海地區）郁森盛製作的銀餅。”背面銘文為“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壹兩銀匠豐年造”，即銀幣由豐年製造，朱源裕監造。文字的不同表示銀幣的發行號商以及雕刻者有所不同。這種銀幣的齒邊為“Z A”類型。
C類型的上海銀幣迄今為止未被記錄。正面銘文為“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經正記曹平壹兩足紋銀餅”。背面銘文為“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壹兩銀匠豐年造”，意即由銀匠豐年製作，朱源裕監鑄造，其準確的重量為曹平壹兩。雖然這種銀幣由另一處名為“經正記”的號商負責生產，但準備這種銀幣模具的銀匠豐年也是製作B類型上海銀幣模具的人。該種銀幣的齒邊類型為“Z A”。
E類型的上海銀幣是一枚五錢面額的銀幣，甚至沒有人懷疑這種面額的上海五錢銀幣是否存在。有幾個類型的上海銀幣都有這個面額。這枚E類型的銀幣與A型相對應，為了避免重複，在此不再重複上面的銘文。我們可以指出的是，雖然銘文與那枚壹兩基本相同，但在這枚上面的“曹平壹兩”改為了“曹平五錢”。其齒邊類型為“Z A”。
我們發現F類型的上海銀幣由發行B類型銀幣的郁森盛發行的，但它是由王壽雕刻的模具。王壽雕刻的模具集中在五錢上，因為沒有壹兩的上海銀幣上以他的名字作為雕刻師出現。該幣的齒邊類型“Z A”。
G型與F型的上海銀幣基本相同，但上面的文字更加精細，而且出自不同人的手筆。而H型雖然也與F型的字體相同，但字的筆劃更粗，而且齒邊不是由馬賽克圖案組成，而是有“Z D”類型的對角線。此外，H型銀幣的馬齒是相當大比例的合金，且可能是銅合金。由於這些原因，我傾向於相信這枚銀幣是偉烈亞力提到的“非貴金屬製作的虛假仿製品”之一。但由於一些變化無常的情況，這枚銀幣一直留存到我們這個時代。
J型銀幣是一枚有趣的錢幣。它是由生產C型銀幣的經正記發行，但雕刻模具的是雕刻了A型模具的人。
綜上，我們可以知道1856年期間鋼模鑄造上海本土銀幣的細節如下。
由於理論上的上海壹兩銀幣或“上海通用貨幣”含有565.65格令的銀，純度為944%（按上海本地的含銀量計算方法）。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讚揚上述銀幣發起者的誠實。在銀幣鑄造中，銀幣重量的差異相當穩定地保持在大約一格令中，差異低於平均水準。
外國發行銀幣
在上海的外國發行銀幣始於1867年，這是在上海發行銀幣退出公眾視野的十年後。
人們普遍錯誤地傳言，這些銀幣是由香港造幣廠在上海工部局的要求下鑄造的。該造幣廠位於現怡和洋行制糖廠的位置。儘管如此，這些錢幣從未投入流通，現在只剩下各種設計的樣幣。羅斯（Giuseppe Ros）說10，壹兩面額的銀幣有三種不同設計，但阿特金斯（James Atkins）只描述了本文M類型的那枚。11拉弗上尉（Captain H.E. Laver）寫信給我說，“考德考特（Caldecott）在他的圖錄中描述了兩枚幣，12但我相信有另一種類似的銀幣。”信中提到的M型和N型銀幣對應了紐約美國錢幣學會收藏的兩枚幣。這兩枚錢幣基本相同的，只是N型有射線。事實上，第三種設計的銀幣從未投入製作，只有上文提到的兩種設計的模具被雕刻了出來。我無法確定是誰設計了這些圖案，但上面的龍似乎是對中國龍的外形的拙劣摹本，13明顯有“歐洲式”的外貌，頭部與身體完全不成比例。事實上，一般來說，外來因素對這種錢幣的正反面設計都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另一面的盾徽無疑是用的英國皇家紋章圖案，也包括紋章上的格言“心懷邪念者可恥”。
在我尋找細節的過程中14，一次偶然的機緣巧合使我接觸到一位受雇於香港造幣廠的先生。他受雇時，正好在製作這些上海壹兩銀幣。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這只是他在造幣廠工作中的一次偶然事件，而他當時正在為香港殖民地進行更重要的鑄幣工作。加之這位先生的高齡（他在1922年時已經79歲了），意味着他的訴說只能依靠對當時事件的記憶。他靠英國政府提供的養老金過着退休生活，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公開，這很好理解。我必須尊重他的願望，同時向讀者保證，我對他的誠意非常滿意。他說，造幣廠只要求了兩種設計，一種是盤龍周圍沒有射線的（M型），另一種盤龍周圍有射線的（N型）。本文還有一枚編號為P類型的二錢。無射線的設計和二錢的設計沒有得到批准，但射線版壹兩銀幣卻得到了批准。當時的香港輔政司威廉·托馬斯·默瑟先生（William Thomas Mercer.）向造幣廠下達了繼續鑄造這種銀幣的命令。然而，不久之後，殖民總督向鑄幣廠發出了一項新的命令，取消了原來的命令，指示鑄幣廠不僅要停止生產任何銀幣，而且要銷毀所有已經鑄造的銀幣，理由是北京政府強烈反對這些銀幣上出現英國盾徽。這些模具是由一位最近從英國來到香港的英國專家雕刻的，但我的這位知情人感到遺憾的是，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無法記起這位雕刻師的名字，也不記得做了多少枚。雕刻師不是設計師。這些設計是殖民總督在向造幣廠發出製造樣幣的原始命令時提供的，而造幣廠只是接受殖民總督的命令。這些就是我那富有責任感的知情人所能提供的所有細節。
銷毀未通過審批的樣幣的方法，是把它們放在壓力機下，並抹去部分圖案。L類型的就是這樣一枚幣。由於幣的兩個面被壓住了，所以其邊緣擴大了，變成了一個更大的幣，直徑為40.5毫米，厚度為3毫米，而原來的幣的直徑和厚度分別為39和4毫米。當然，其重量沒有受到影響。銷毀那些已經投入鑄造的相當數量的射線版銀幣可能就是將其全部投進熔爐。北京政府反對錢幣上有英國皇家紋章，這促使我在北京進行調查。但在我1929年訪問北京時，英國公使館的秘書非常遺憾地告訴我，在1927年國民黨北伐時，他們的檔案（其中確實保存了有關這些錢幣的珍貴資料）都被運到了倫敦的外交部。1934年，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John Simon）慷慨地允許我深入到英國檔案局調查的這些檔案。我發現這些錢幣是在北京清政府的要求下籌備的15。後附正式通知和現有信函全文。
注釋：
1 中國清代錢幣，或稱現今王朝的錢幣。
2 《遠東貨幣》。
3 《中國現代鑄幣》，羅斯，在聯合教會文學協會所做演講。
4 馬士在《中國貿易和管理》第173頁中說：“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它的重量是565.65格令，但總是要考慮到在標準重量附近有所偏差的可能性。”
5 我說有三個號商，是基於目前從錢幣上透露出來的名字所判斷的。但中國錢幣界驚喜不斷，有可能有更多的號商進行發行。這一說法同樣適用於雕刻師，但有更多雕刻師進行雕刻的可能性更大。
6 已故的蔔士禮博士是錢幣界的著名權威。他於1880年6月7日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上分享文《中國現今王朝的錢幣》，併發表在該學會雜誌的第十五期上，以及發表在該學會雜誌第三十二卷上，此外還有許多為《中國評論》撰寫的文章，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收藏家經常參考的專著。
7 利奧波德·馬丁和查爾斯·特魯伯納，倫敦，1863年。
8 英國銀幣的標準純度是92.5%。
9 很遺憾的是，我無法給出F類型的銀幣的重量。其圖片來自一幅精美的拓圖。
10 羅斯，同上。
11 《大英帝國領地和殖民地的硬幣和代幣》，p.227，倫敦，1889。
12 考德考特：《英國領地和殖民地硬幣和紀念品收藏目錄》，蘇富比，維金森和霍奇，倫敦，1912年6月。
13 根據古代的經文，龍是一種創造出來的動物，有鹿的角，駱駝的頭，野兔的眼睛，巨蛇的頸，鯉魚的鱗，鷹的爪。
14 我為獲取官方的或其他的信息進了最大的努力。我在前市政委員會委員利德爾先生的幫助下，於1922年查看了1865年至1868年上海市政委員會的會議報告、通知和其他檔案，但沒有任何結果；但是，請注意，1867年的理事會會議報告以及六十年代期間使用的通信檔案和複印本當時已經不在了。我對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檔案的研究也更加富有成效。然而，如果有任何記錄流出，它們可能已經被銷毀，因為在1922年3月8日的信中，埃弗拉德·弗雷瑟爵士說：“領事館大樓在1870年12月被燒毀，在那之前的年份只剩下非常少的記錄。”香港是鑄造這種硬幣的關鍵城市，但也沒有獲得任何成果，因為在1922年5月11日的信中，殖民地總督寫道：“這個辦公室裏的記錄在幾年前就被銷毀了，我很懷疑是否能獲得任何相關信息”。
15 我覺得有責任公開感謝前上海居民貝雷斯福德小姐，感謝她堅持不懈的奉獻，為我獲得所需的信息。1936年11月和12月期間，貝雷斯福德小姐對這些記錄進行了調查和複印，這需要對公共記錄辦公室進行十幾次訪問，並對50多份文件進行審查。
本土發行銀幣
“本土發行銀幣”是在1856年末面世的。令人遺憾的是，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在離這種銀幣發行時間很近的1857年中期所寫的文章裏，卻甚少關注它們。1考慮到他顯然是唯一可以可靠諮詢的外國權威人士，我在80年後完全引用他的話，這可能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他只提到了本文中的A型錢幣。事實上，駱仁廷（James H. Stewart Lockhart）在描述吉羅福（George B. Glover）的收藏時也是只提到了這種銀幣，2而且他1921年12月3日在漢口的演講中也是如此。3而在《華北日報》1919年10月發表的爭論文章涉及的每一位作者都只提到了這一種銀幣。偉烈亞力在描述這枚銀幣時只說了一句話：“這是一枚壹兩重的銀幣，大約是1856年年底在上海道臺的指示下生產的。它是用鋼模鑄造的，而且相當精美。但它剛一出現，就有假幣與之一起投入流通，因此人們很快對新幣失去信心，現在只能作為錢幣樣品。”這種銀幣在不同時期也有人發起不同的爭論。一位筆名為“Curio No. II”的作者在信中暗指到，“雖然提到了海關總署署長，但似乎這枚銀幣並沒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這意味着政府在實際使用中認可這種銀幣，但沒有正式承認它。喬根·克盧賓先生（Jorgen Klubien）在同一封信中稍有提到：“1856年期間鑄造漕平壹兩銀餅並投入流通。”4在1895年8月25日的《華北日報》上，馬士先生（Hosea Ballou Morse）在《遠東貨幣》一文中提到這枚銀幣時的表述是，“此處所描繪的銀幣不是政府發行的銀幣。”不管馬士先生可能是什麼意思，這些銀幣肯定不是由中央或省級鑄幣廠鑄造的，因為這些銀幣的生產方並不生產中央或省級造幣廠的銀幣，但這些銀幣肯定是在政府授權任命的鑄監的主持下生產的。
這篇文章可能會被一些讀者理解成為這些錢幣辯護的意思，我甚至可能被指責說是有偏見。但是，當我們時至今日想到它們，仍然覺得它們值得尊重的。首先，它的鑄造方法（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如此之先進，並且只是使用粗糙的本地工具製造的。其次，它們的設計完全沒有受到外國的影響。最後，這種銀幣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完全由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製造出如此完美的狀態，並且在實際流通中大約有六個月之久。我覺得我不能被指責為對其有偏見。
上文提到的這種銀幣並不是上海唯一在咸豐六年（1856年）製造的錢幣。雖然所有的這種錢幣都是在一個叫朱源裕的人的主持和檢查下生產的。他被授予道臺、鑄監、甚至是稅務司的級別或頭銜。但是，這些錢幣並不是由同一個號商發行的，也不是同一個雕刻師製作的。我在當地的年鑒中尋找有關這些錢幣的細節和記錄，但沒有結果。關於發行的數量，以及它們出現的原因，似乎都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知道它們大多被用於支付軍費）。儘管人們普遍承認它們位於現已被摧毀的上海城內，但我甚至也無法確定授權號商發行的地方是位於上海的哪個確切地區。時間似乎的確已經抹去了所有如今看來是如此珍貴的痕跡。即便被稱為銀爐的造幣廠在過去三十年中不斷運作，但我們現有存世的銀幣仍然非常少。
這些錢幣是由三個號商發行的。儘管沒有證據表明每個發行地都有其專屬的雕刻師，5但模具是由三個雕刻師準備完成的。而我們可以看到，經正記和郁森盛都雇用了同一個雕刻師——豐年，而郁森盛雇傭過豐年和王壽這兩位雕刻師。至於所使用的模具數量，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每種壹兩銀幣所使用的模具只有一個。如果某種銀幣中有一枚看起來有所不同，那麼這種雕刻上的區別便是偉烈亞力提到的偽造品的標誌。
還有一種偽品是1925年由一個在離上海外灘花園不遠的公司工作的錢幣愛好者製作的，這個偽品完全是為了給不懂錢幣的人製造一個陷阱。這種贗品在本文中歸入D型。它的厚度不一，我見過一些3毫米厚的贗品，其他還有4.5毫米甚至5毫米厚的贗品。這種贗品根本沒有齒邊，僅這一點就立即暴露了它的缺陷，使這種贗品不能為人們接受。該種贗品直徑為41毫米。有一枚該種贗品的重量是518格令，另有一枚是532.5格令。其純度不定，但其形狀表明該幣是多種金屬的合金。在我們的配圖中，它的邊齒被描述為“Z B”。它經人工鍍青銅，使之變成青銅色，對自然氧化的模仿效果很差。
好品相的上海錢幣上的文字是沒有經過任何打磨的。邊緣正如我們的圖片中“Z A”類型的齒邊所示，有馬賽克紋理。整個銀幣在簡單樸素中給人一種真正莊重感。這是典型的東方風格。本文中的A型上海銀幣是錢幣文章作者一直提及的一種類型，這裏展示的這枚銀幣是已故的蔔士禮（Stephen W. Bushell）6多年來收藏的錢幣。正面的銘文是“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王永盛足紋銀餅”，意即“咸豐六年號商製作的標準銀餅”。背面銘文為“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壹兩銀匠萬全造”。它的重量是563.30格令，但我稱過的一些上海銀幣重量高達566.24格令，平均重量則為564.85格令。在我們的配圖中，其齒邊類型是“Z A”。在《各國現行金銀幣》（The Current Gold and Silver Coins of all Countries）7中，有一張這枚銀幣的精美圖片，它被印在銀紙上，重量為565格令，純度為99.0%，比英國標準銀幣的純度高15.625%。8
B類型的上海銀幣是一種未經公佈的銀幣。正面銘文為“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郁森盛/曹平銀餅”，意即“咸豐六年（上海地區）郁森盛製作的銀餅。”背面銘文為“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壹兩銀匠豐年造”，即銀幣由豐年製造，朱源裕監造。文字的不同表示銀幣的發行號商以及雕刻者有所不同。這種銀幣的齒邊為“Z A”類型。
C類型的上海銀幣迄今為止未被記錄。正面銘文為“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經正記曹平壹兩足紋銀餅”。背面銘文為“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壹兩銀匠豐年造”，意即由銀匠豐年製作，朱源裕監鑄造，其準確的重量為曹平壹兩。雖然這種銀幣由另一處名為“經正記”的號商負責生產，但準備這種銀幣模具的銀匠豐年也是製作B類型上海銀幣模具的人。該種銀幣的齒邊類型為“Z A”。
E類型的上海銀幣是一枚五錢面額的銀幣，甚至沒有人懷疑這種面額的上海五錢銀幣是否存在。有幾個類型的上海銀幣都有這個面額。這枚E類型的銀幣與A型相對應，為了避免重複，在此不再重複上面的銘文。我們可以指出的是，雖然銘文與那枚壹兩基本相同，但在這枚上面的“曹平壹兩”改為了“曹平五錢”。其齒邊類型為“Z A”。
我們發現F類型的上海銀幣由發行B類型銀幣的郁森盛發行的，但它是由王壽雕刻的模具。王壽雕刻的模具集中在五錢上，因為沒有壹兩的上海銀幣上以他的名字作為雕刻師出現。該幣的齒邊類型“Z A”。
G型與F型的上海銀幣基本相同，但上面的文字更加精細，而且出自不同人的手筆。而H型雖然也與F型的字體相同，但字的筆劃更粗，而且齒邊不是由馬賽克圖案組成，而是有“Z D”類型的對角線。此外，H型銀幣的馬齒是相當大比例的合金，且可能是銅合金。由於這些原因，我傾向於相信這枚銀幣是偉烈亞力提到的“非貴金屬製作的虛假仿製品”之一。但由於一些變化無常的情況，這枚銀幣一直留存到我們這個時代。
J型銀幣是一枚有趣的錢幣。它是由生產C型銀幣的經正記發行，但雕刻模具的是雕刻了A型模具的人。
綜上，我們可以知道1856年期間鋼模鑄造上海本土銀幣的細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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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理論上的上海壹兩銀幣或“上海通用貨幣”含有565.65格令的銀，純度為944%（按上海本地的含銀量計算方法）。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讚揚上述銀幣發起者的誠實。在銀幣鑄造中，銀幣重量的差異相當穩定地保持在大約一格令中，差異低於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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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發行銀幣
在上海的外國發行銀幣始於1867年，這是在上海發行銀幣退出公眾視野的十年後。
人們普遍錯誤地傳言，這些銀幣是由香港造幣廠在上海工部局的要求下鑄造的。該造幣廠位於現怡和洋行制糖廠的位置。儘管如此，這些錢幣從未投入流通，現在只剩下各種設計的樣幣。羅斯（Giuseppe Ros）說10，壹兩面額的銀幣有三種不同設計，但阿特金斯（James Atkins）只描述了本文M類型的那枚。11拉弗上尉（Captain H.E. Laver）寫信給我說，“考德考特（Caldecott）在他的圖錄中描述了兩枚幣，12但我相信有另一種類似的銀幣。”信中提到的M型和N型銀幣對應了紐約美國錢幣學會收藏的兩枚幣。這兩枚錢幣基本相同的，只是N型有射線。事實上，第三種設計的銀幣從未投入製作，只有上文提到的兩種設計的模具被雕刻了出來。我無法確定是誰設計了這些圖案，但上面的龍似乎是對中國龍的外形的拙劣摹本，13明顯有“歐洲式”的外貌，頭部與身體完全不成比例。事實上，一般來說，外來因素對這種錢幣的正反面設計都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另一面的盾徽無疑是用的英國皇家紋章圖案，也包括紋章上的格言“心懷邪念者可恥”。
在我尋找細節的過程中14，一次偶然的機緣巧合使我接觸到一位受雇於香港造幣廠的先生。他受雇時，正好在製作這些上海壹兩銀幣。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這只是他在造幣廠工作中的一次偶然事件，而他當時正在為香港殖民地進行更重要的鑄幣工作。加之這位先生的高齡（他在1922年時已經79歲了），意味着他的訴說只能依靠對當時事件的記憶。他靠英國政府提供的養老金過着退休生活，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公開，這很好理解。我必須尊重他的願望，同時向讀者保證，我對他的誠意非常滿意。他說，造幣廠只要求了兩種設計，一種是盤龍周圍沒有射線的（M型），另一種盤龍周圍有射線的（N型）。本文還有一枚編號為P類型的二錢。無射線的設計和二錢的設計沒有得到批准，但射線版壹兩銀幣卻得到了批准。當時的香港輔政司威廉·托馬斯·默瑟先生（William Thomas Mercer.）向造幣廠下達了繼續鑄造這種銀幣的命令。然而，不久之後，殖民總督向鑄幣廠發出了一項新的命令，取消了原來的命令，指示鑄幣廠不僅要停止生產任何銀幣，而且要銷毀所有已經鑄造的銀幣，理由是北京政府強烈反對這些銀幣上出現英國盾徽。這些模具是由一位最近從英國來到香港的英國專家雕刻的，但我的這位知情人感到遺憾的是，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無法記起這位雕刻師的名字，也不記得做了多少枚。雕刻師不是設計師。這些設計是殖民總督在向造幣廠發出製造樣幣的原始命令時提供的，而造幣廠只是接受殖民總督的命令。這些就是我那富有責任感的知情人所能提供的所有細節。
銷毀未通過審批的樣幣的方法，是把它們放在壓力機下，並抹去部分圖案。L類型的就是這樣一枚幣。由於幣的兩個面被壓住了，所以其邊緣擴大了，變成了一個更大的幣，直徑為40.5毫米，厚度為3毫米，而原來的幣的直徑和厚度分別為39和4毫米。當然，其重量沒有受到影響。銷毀那些已經投入鑄造的相當數量的射線版銀幣可能就是將其全部投進熔爐。北京政府反對錢幣上有英國皇家紋章，這促使我在北京進行調查。但在我1929年訪問北京時，英國公使館的秘書非常遺憾地告訴我，在1927年國民黨北伐時，他們的檔案（其中確實保存了有關這些錢幣的珍貴資料）都被運到了倫敦的外交部。1934年，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John Simon）慷慨地允許我深入到英國檔案局調查的這些檔案。我發現這些錢幣是在北京清政府的要求下籌備的15。後附正式通知和現有信函全文。
（未完待續）
（轉載自《中國雜誌》，第二十七卷，第2期，1937年8月，第64-78頁）
（轉載自《中國雜誌》，第二十七卷，第2期，1937年8月，第64-78頁）
注釋：
1 中國清代錢幣，或稱現今王朝的錢幣。
2 《遠東貨幣》。
3 《中國現代鑄幣》，羅斯，在聯合教會文學協會所做演講。
4 馬士在《中國貿易和管理》第173頁中說：“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它的重量是565.65格令，但總是要考慮到在標準重量附近有所偏差的可能性。”
5 我說有三個號商，是基於目前從錢幣上透露出來的名字所判斷的。但中國錢幣界驚喜不斷，有可能有更多的號商進行發行。這一說法同樣適用於雕刻師，但有更多雕刻師進行雕刻的可能性更大。
6 已故的蔔士禮博士是錢幣界的著名權威。他於1880年6月7日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上分享文《中國現今王朝的錢幣》，併發表在該學會雜誌的第十五期上，以及發表在該學會雜誌第三十二卷上，此外還有許多為《中國評論》撰寫的文章，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收藏家經常參考的專著。
7 利奧波德·馬丁和查爾斯·特魯伯納，倫敦，1863年。
8 英國銀幣的標準純度是92.5%。
9 很遺憾的是，我無法給出F類型的銀幣的重量。其圖片來自一幅精美的拓圖。
10 羅斯，同上。
11 《大英帝國領地和殖民地的硬幣和代幣》，p.227，倫敦，1889。
12 考德考特：《英國領地和殖民地硬幣和紀念品收藏目錄》，蘇富比，維金森和霍奇，倫敦，1912年6月。
13 根據古代的經文，龍是一種創造出來的動物，有鹿的角，駱駝的頭，野兔的眼睛，巨蛇的頸，鯉魚的鱗，鷹的爪。
14 我為獲取官方的或其他的信息進了最大的努力。我在前市政委員會委員利德爾先生的幫助下，於1922年查看了1865年至1868年上海市政委員會的會議報告、通知和其他檔案，但沒有任何結果；但是，請注意，1867年的理事會會議報告以及六十年代期間使用的通信檔案和複印本當時已經不在了。我對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檔案的研究也更加富有成效。然而，如果有任何記錄流出，它們可能已經被銷毀，因為在1922年3月8日的信中，埃弗拉德·弗雷瑟爵士說：“領事館大樓在1870年12月被燒毀，在那之前的年份只剩下非常少的記錄。”香港是鑄造這種硬幣的關鍵城市，但也沒有獲得任何成果，因為在1922年5月11日的信中，殖民地總督寫道：“這個辦公室裏的記錄在幾年前就被銷毀了，我很懷疑是否能獲得任何相關信息”。
15 我覺得有責任公開感謝前上海居民貝雷斯福德小姐，感謝她堅持不懈的奉獻，為我獲得所需的信息。1936年11月和12月期間，貝雷斯福德小姐對這些記錄進行了調查和複印，這需要對公共記錄辦公室進行十幾次訪問，並對50多份文件進行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