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佉雙面鐫王權， 梵馬西來寶結圓。
一幣融通東西市， 絲路中心別有天。
漢佉二體錢，又稱“和田馬錢”，不僅是古代于阗王國鑄造的流通貨幣，更是一份獨特的歷史檔案。它濃縮了絲綢之路上複雜的互動關係，是理解該地區政治、經濟與文化認同的關鍵實物證據。本文旨在透過錢幣學、歷史學、文字學及圖像學的多重角度，對漢佉二體錢進行綜合性分析。本文的核心論點為 ：漢佉二體錢並非僅為滿足貿易需求的產物，而是于闐統治者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精密的綜合性的創造。它旨在於漢朝與貴霜之間，巧妙地確立並宣示自身的主權地位，其設計是對貨幣標準、語言文字及文化符號的精心融合。
一 于阗王國 ：文明的交匯點
一 于阗王國 ：文明的交匯點
本章旨在建立漢佉二體錢誕生的宏大歷史文化背景，論證 于阗不僅是文化流動的被動接受者，更是積極的塑造者與融合者。
1.1 綠洲王國 ：戰略地理與經濟基礎
1.1 綠洲王國 ：戰略地理與經濟基礎
于阗（今和田）地處塔里木盆地南緣，塔克拉瑪干沙漠與崑 崙山脈之間，其命脈源於玉龍喀什河與喀拉喀什河的滋養。這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絲綢之路南道上至關重要的綠洲樞紐，連接了東方的敦煌與西方的帕米爾高原，是古代商隊穿越浩瀚沙漠的必經之地見圖1）。于阗的經濟實力與其戰略地位緊密相連，主要建立在出產高價值、重量輕、適於長途運輸的商品為主。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和田玉，其貿易歷史可追溯至商周時期，是古代中國玉石的重要來源。此外，傳說于闐公主將蠶種藏於髮髻中帶入王國後，當地遂之發展出繁榮的絲綢與地毯製造業。這種控制關鍵貿易路線並出產高價值商品的能力，為于闐王國的政治自主與文化自信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也使其具備了發行自身獨特貨幣的實力。
1.2 文化熔爐 ：塞種、印度與中華文明的匯流
于阗並非單一民族建立的國家，而是一個多文化融合的共同體。其建國傳說本身就充滿了複合色彩，指向一位被放逐的印度阿育王之子與一位流亡的中國王子共同奠定了王國的基礎，這也解釋了于闐自古便有東西城之分及其混合的人口結構。從族群上看，其主體居民為操東伊朗語的塞迦人（Saka）。然而，在文化與語言上，于阗深受周邊強權的影響。錢幣上使用的佉盧文（Kharosthi）及犍陀羅語（Gāndhārī），明確指向了來自印度西北部及貴霜帝國的深刻文化烙印。與此同時，錢幣上的漢字銘文以及歷史上于阗多次作為漢、唐王朝的附庸國，則彰顯了中原王朝長期的政治與文化之輻射影響力。因此，于阗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由伊朗、印度、中華三大文明元素交織而成的混合體。漢佉二體錢上兩種文字的並存，正是這種根植於社會結構的複合特性的最直接表現，它是一種為多元文化背景的國民所設計的貨幣。
1.3 佛教聖地的崛起
佛教是于阗文明的核心與靈魂。相傳佛教於公元前84年傳入于阗，使其成為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王國之一。此後，于阗發展為大乘佛教的重要中心，與犍陀羅和克什米爾地區的佛教界聯繫緊密。它不僅自身佛寺林立、僧侶眾多，如中國高僧法顯與玄奘所記載的那樣，更扮演了佛教東傳至中原的關鍵橋樑角色。多部對漢傳佛教影響深遠的重要經文，如《放光般若經》與《華嚴經》，最早便是從于阗獲得的梵本而後譯成漢文。于阗的建國神話甚至將自身與佛陀直接聯繫起來，宣稱佛陀曾親臨此地，預言這片土地將成為佛法興盛之處。這種深厚的宗教氛圍，使得佛教不僅是一種信仰，更構成了于阗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軟實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將佛教符號融入錢幣這種最權威的國家象徵物之上，便不僅是裝飾，而極有可能是表達信仰與神權合法性的政治行為。
二 和田馬錢的錢幣學解構
二 和田馬錢的錢幣學解構
本文將從錢幣學角度，逐一解析漢佉二體錢的各項特徵，揭示其每一處設計如何服務於文化融合的總體目標。
2.1 形制與工藝 ：西方的技術，東方的物件
漢佉二體錢在形制上完全摒棄了中原錢幣的傳統。它們呈圓形，但中心無方孔，這與自秦半兩至漢五銖以來“天圓地方”的設計哲學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製造工藝，漢佉二體錢採用的是源自古希臘—羅馬及貴霜世界的打壓法（Striking），而非中國傳統的範鑄法（Casting）。這種技術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文化標準工藝術創作。透過採用西方的製幣工藝，于阗在錢幣生產上與聲名顯赫的希臘化及貴霜傳統保持一致，從而在視覺與觸感上將其貨幣與東方的中原貨幣體係明確區分開來。這種選擇不僅是技術性的，更帶有清晰的地緣政治意涵。錢幣主要分為大、小兩種規格，即二十四銖大錢與六銖小錢 。
2.2 雙語銘文 ：一座語言的橋樑
2.2.1 佉盧文傳說 ：西方的聲音
錢幣的一面鑄有佉盧文銘文。佉盧文是古代犍陀羅與貴霜帝國廣泛使用的字母，源於印度西北部 。銘文內容為王室的尊號，通常被釋讀為“Maharajasa rajatirajasa……”（意為“大王、眾王之王……”），其後跟隨統治者的名號，如“Gurgamoya”（矩伽羅摩耶娑）。這種“眾王之王”的稱號在中亞地區的錢幣上十分常見，是貴霜和安息等帝國宣示最高權威的標準用語。于阗統治者採用這種稱號和文字，是為了使其貨幣在西向和南向的貿易中，能夠被該文化圈的商人和政權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將自身的統治合法性與希臘化—貴霜世界的權力體係聯繫起來。
2.2.2 漢字銘文 ：東方的聲音
錢幣的另一面則鑄有漢字篆書。大錢的銘文為“ 重廿四銖銅錢 ”， 小錢則為“六銖錢”。這裡的“銖”是源自漢代中國的重量及貨幣 單位，自漢武帝發行五銖錢以來，成為中原貨幣體係的基石。于阗在其錢幣上明確標示出以“銖”為單位的幣值， 是向東方強權 (漢帝國) 的明確致意。這使得錢幣的價值在漢文化經濟圈內清晰可辨， 易於流通和兌換。 即便採用了西方的錢幣形制， 于闐依然在計量標準上承認了漢朝的權威性。
2.3 圖像與符號 ：本土認同與普世觀念
2.3.1 中亞駿馬 ：權力與財富的象徵
錢幣上最引人注目的圖像是一匹駿馬（部分為駱駝），這也是其俗稱“和田馬錢”的由來。馬是中亞草原文化和絲路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既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也是財富、速度與地位的象徵。史載于阗以出產良馬和駱駝聞名。因此，馬的形象具有多重意涵 ：它既代表了于阗賴以生存的商隊貿易，也象徵了王國的軍事實力與其植根於中亞本土的文化認同。在一個深受佛教影響的國度，馬也常被視為神聖的動物，扮演着連接塵世與精神世界媒介的角色，這為圖像增添了更
深層的宗教色彩。
2.3.2 神秘的徽記 ：王室的印記還是信仰的符號？
在二十四銖大錢的背面中央，通常有一個獨特的符號，學術上稱為“Tamgha”（族徽）。對此符號的解釋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是漢字“貝”的變體，象徵財富 ；有的認為是于闐王室的專屬徽記。然而，一種極具說服力的解釋是，此符號為佛教的“吉祥結”（Śrīvatsa）。吉祥結是印度三大宗教——佛教、印度教、耆那教中廣泛使用的古老祥瑞符號，常被描繪在神祇（如毗濕奴）的胸前為八吉祥之一。在佛教藝術中，它可以表現為一個三角形的漩渦或無盡的繩結。考慮到于阗濃厚的佛教國度背景，將吉祥結這一神聖符號置於錢幣中央，無疑會為貨幣賦予神聖性，象徵着王國的經濟繁榮受到神佛的庇佑，從而極大地鞏固了統治者的神權合法性。其他符號 :“貝”形或“月桂冠”等圖紋，可能分別象徵財富、勝利或權力，其最終釋義仍待出土文獻佐證。
2.4 計量標準 ：東西方體係的精妙融合
漢佉二體錢最巧妙的設計在於其計量體係。它採用了中國的“銖”作為記重單位，面額設定為二十四銖和六銖 。這兩種面額之間形成了精確的4:1兌換比例。這種4:1的比例關係在中國傳統的貨幣體係中並不常見，卻是希臘化貨幣體係的核心特徵之一，即“四德拉克馬”（Tetradrachm）與“一德拉克馬”（Drachm）之間的關係 。與于阗相鄰的貴霜帝國，其貨幣體係正是繼承了這種希臘化傳統 。這種設計堪稱天才。于阗的統治者採用了東方的記賬單位（銖），卻將其置於一個西方的面額結構（4:1）之中。其結果是，一枚錢幣可以被兩大地理圈不同經濟體係無縫接軌和接受。一位來自長安的漢朝商人可以根據“銖”來計算其重量和價值，而一位來自貴霜或粟特的商人則能立即識別出其4:1的兌換關係，並將其等同於自己熟悉的四德拉克馬 / 德拉克馬體係。這種設計極大地降低了跨文化貿易的交易成本，體現了于阗朝廷對國際金融與商業的高度理解與接受。
三 年代考證與分期
四 錢幣的語境 ：經濟、政治與文化角色
本文將評估漢佉二體錢的發行年代，綜合評述錢幣學界的權威結論，並對從漢字書法演變角度進行斷代的創新方法進行分析。
3.1 錢幣學界的共識 ：克里勃的年代框架
現代對漢佉二體錢的權威研究，奠基於英國錢幣學家喬 · 克里勃（Joe Cribb）於1984年和1985年在《錢幣學編年史》 （Numismatic Chronicle）上發表的係列論文。克里勃透過類型學分析、窖藏錢幣證據以及與貴霜錢幣的對比，建立了該係列錢幣的年代學框架。近年來的新發現，基本證實了他的結論，即漢佉二體錢主要發行於公元1世紀至2世紀早期。研究顯示，這些錢幣與貴霜王朝前四位君主的統治時期有着密切聯繫。事實上，漢佉二體錢被認為是研究于阗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唯一可靠的實物證據，因為相的漢文和藏文史料均為數百年後所作的追述。因此，錢幣學界普遍接受的年代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時間定位點。
3.2 書法學探究 ：“六”字演變的啟示
書體變化與鑄造時期推論 , （篆→隸→楷），可作為錢幣斷代之輔助依據 ：
1. 小篆時期（西漢末）：錢文“六”字曲線流暢、修長而彎曲 (～公元25年 )。
2. 隸書時期（東漢中期）：筆畫平直，隸變特徵明顯（公元25～220年）。
3. 楷書萌芽（魏晉南北朝）：字形方正、筆意靈動，推至晉代後期。 考證方法 ：比對出土碑刻、銅器銘文（見《中國金石學集成》）另一種創新的斷代視角，是透過考察小錢上漢字“六”的書法風格演變來推斷其相對年代。這一方法的核心是，將錢幣上的字體與有明確紀年的出土文物（如碑刻、銅器）上的字體進行比較（見圖2）。漢字的演變序列大致為篆書、隸書至楷書。
觀察錢幣實物（見圖3、4、5）可以發現，“六”字存有不同風格。有些字形曲線圓轉、結構修長，保留了小篆的特點 ；而另一些則筆畫趨於平直，結構方正，呈現出隸書的特徵。將這些字體與《漢孝成鼎》（西漢）、《漢延光殘碑》（公元122～125年）、《吳禪國山碑》（公元276年）及《晉元康磚》（公元291～299年）等標本上的“六”字進行比對，可以建立一個相對的風格序列。例如，《延光殘碑》上的字體被形容為“非隸非篆”的“繆篆”，正是一種篆隸之間的過渡形態，這為判斷錢幣上類似風格的字體提供了年代參考。
3.3 綜合年代學 ：證據的調和
儘管書法學分析提供了一個富有洞見的內部排序方法，但其應用於錢幣斷代時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存在風格滯後的可 能性 , 即邊遠地區（如于阗）使用的官方字體可能比中原核心地區更為保守，繼續沿用舊式字體。其次，媒介與工匠的差異，即錢幣鑄模雕刻師在微小金屬坯餅上的創作，未必能完全對應大型石碑上書法家的正式風格。最後，篆書與隸書在漢代有很長一段共存期。
因此，最為審慎的結論是，將書法分析作為一種輔助工具，用以精煉錢幣學家所確立的宏觀年代框架。也就是說，在公元1～3世紀這一大區間內，帶有更明顯古拙小篆風格的“六”字錢幣，可能屬於較早的發行批次（約公元1世紀）；而那些顯示出清晰隸書特徵的錢幣，則可能屬於較晚的批次（約公元2～3世紀）。這種方法在尊重考古與錢幣學首要證據的同時，有效地吸收了文字學分析的價值，使我們能從“這些錢幣發行於1～3世紀”的宏觀判斷，進一步細化到“在此期間，A 類型（篆書風格）可能早於 B 類型（隸書風格）”。至於推斷部分錢幣晚至晉代，可能性較低，因為到3世紀後期，佉盧文已基本停止使用 ，後期的于阗錢幣轉而採用了婆羅米文 。
四 錢幣的語境 ：經濟、政治與文化角色
本章將綜合前述所有分析，探討漢佉二體錢在其歷史語境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4.1 為跨文化市場而生的貨幣
絲綢之路的貿易本質上是一種多節點、多貨幣的接力式貿易。儘管薩珊波斯的銀質德拉克馬和拜占庭的金幣索里達斯是當時的國際硬通貨，但沿途各國也流通着大量地方貨幣。考古發現表明，漢佉二體錢主要流通於于阗本地，在中原或貴霜腹地罕有發現，這證明它是一種地方性貨幣。然而，它服務的卻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市場。其雙語、雙計量標準的設計，使其成為于阗本地商人以及往來的粟特、波斯、印度、漢地商人之間理想的交易媒介。它有效地彌合了漢與貴霜兩大貨幣體係之間的鴻溝，降低了交易成本，鞏固了于阗作為絲路貿易不可或缺的商業中心的地位。
4.2 主權的宣示與外交的藝術
在古代，發行錢幣是彰顯主權的有力政治行為。于阗在其歷史上，時常周旋於匈奴、漢朝、貴霜、吐蕃等強權之間，時而獨立，時而稱臣。漢佉二體錢正是一件地緣政治的傑作。透過使用貴霜式的“眾王之王”稱號，于阗統治者在名義上將自己置於與西方鄰邦平等的地位 ；透過使用漢字和“銖”單位，他又向東方的漢朝表達了文化上的親近與政治上的尊重。而最關鍵的是，他將自己的名號（用佉盧文）和獨特的本土象徵（馬）鑄於其上，明確宣示了自身的主權。這枚小小的銅幣，既是對周邊強權的致意，也是對自身獨立地位的宣告，是在青銅之上完成的一次精妙絕倫的外交平衡。在政治淵源方面，西漢張騫通西域後，于阗納入漢朝勢力範圍，設西域都護府（《漢書 · 西域傳》）。東漢、魏晉時期，依附漢、貴霜帝國，既保留本地王權，又尊崇中原文化。而在文化交融方面，佛教自公元前1世紀起傳入于阗，成為早期中印佛教交流中心；鳩摩羅什、法顯等高僧途經此地（見 《佛祖歷代通載》）。犍陀羅藝術與希臘化文化透過絲路影響于闐，促成錢幣造型與工藝的多元融合。
4.3 信仰的體現 ：市場中的佛教護身符
漢佉二體錢的意義超越了純粹的經濟功能，它也是文化與宗教價值的載體。于闐是一個篤信佛教的王國。錢幣上的馬圖案本身就可能帶有佛教色彩，而大錢背面的徽記極有可能就是佛教的“吉祥結”（Śrīvatsa）。若此解釋成立，那麼此符號便為錢幣注入了護身符的特質，為商業活動帶來了吉祥與順遂的祝福。此外，小錢上的“六”字，在中國文化中也帶有“六六大順”的吉祥寓意，可能為錢幣增添了又一層文化內涵。這種設計將國王塑造成一位效法轉輪聖王的佛教君主，他不僅保障了王國的物質財富，也關懷其精神福祉。每一次交易，都成為對國家虔誠信仰與統治合法性的一次微小卻持續的確認。
結論
結論
漢佉二體錢是古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早期階段的一個縮影。它並非兩種文化被動碰撞的產物，而是于闐王國為了在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中生存與發展，主動進行文化選擇與技術創新的智慧結晶。從錢幣學角度看，它的每一項設計——西式的打壓工藝、東西方並存的雙語銘文、融合的計量體係，以及兼具本土與普世意義的圖像——都服務於一個共同目標 ：創造一種能夠在絲綢之路主要文明圈之間無縫流通的“超級貨幣”。這不僅體現了于闐對國際貿易規則的深刻洞察，更是一次成功的經濟創新。從歷史與政治角度看，這枚錢幣是于阗主權的宣言書。它巧妙地平衡了對漢與貴霜兩大強權的尊重與自身的獨立主張，是一種在金屬上鐫刻的外交辭令。從文化角度看，它將世俗的王權、商業的價值與神聖的佛教信仰融為一體，使貨幣成為傳播國家認同與宗教合法性的流動媒介。 綜上所述，漢佉二體錢遠不止是“和田馬錢”。它是一座微縮的紀念碑，見證了于闐王國如何憑藉其地理優勢、文化智慧與商業頭腦，在古代世界的十字路口上，鑄造出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文明身份。對它的深入研究，將繼續為我們揭示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深度與複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