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貨幣史概述
1644年,滿族人控制中國,取代明朝建立清朝。這時中國的貨幣體係非常糟糕。明朝曾短暫嘗試恢復基於宋朝銅錢的鑄幣體係。但隨着首任皇帝效仿元朝發行紙幣,產生了通貨膨脹,民眾轉而使用流通舊幣和非法鑄造的硬幣,而政府則開始使用白銀作為貨幣。而在用朝鮮和葡萄牙船隻將白銀從日本進口到中國前,中國的白銀數量有限。隨後來自西班牙在美洲帝國的白銀也開始通過葡萄牙商人進入中國,再後來則直接經菲律賓從美洲輸入白銀。到明朝末年,每年大約有70噸白銀進口到中國。從1503~1505年到明朝結束,明朝政府再次嘗試恢復發行銅錢。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逐漸用鋅替代銅合金中較貴的鉛和錫,使其從含鉛青銅轉變為黃銅。儘管每年鑄造了數億枚硬幣,但由於朝廷未能控制鑄幣品質並防止非法鑄幣,鑄幣體係未能完全恢復。
建立新貨幣體係
滿清政府開始控制中國後,延用明朝晚期的黃銅鑄幣體係鑄造新幣。通過五個階段的改革,全國設立了27個鑄幣廠,逐漸形成了嚴格的鑄幣品質和重量標準。每枚硬幣上都鑄有“順治通寶”字樣,表明這是清朝第一位皇帝順治時期(1644~1661)的流通貨幣。隨着滿清軍隊統一中國,硬幣被快速生產出來,最初是為了滿足軍事開支的需求。這些硬幣在中文中被稱為“錢”或“文”,在英文中稱為“cash”,在法文中稱為“sapèques”。它們通過用母錢砂模來大規模生產,母錢本身則是從手工雕刻的祖錢翻鑄而來,從而確保鑄造錢幣的統一性。自1657年起,銅錢背面鑄有滿文的鑄幣廠名,這種樣式一直延續到清朝結束(表3 ;圖146)。每個鑄幣廠都能生產數億枚硬幣,因此清朝當局能夠供應大量新幣,估計在1651~1657年間每年生產了超過20億枚硬幣,同時逐步淘汰明朝的舊幣。除了新幣外,因為從美洲進口的白銀數量持續增加,白銀繼續起着重要作用。清朝當局試圖使銅幣價值與白銀價值相關聯,設定的名義比率為1000枚幣可兌換一盎司 / 兩白銀,但在實際交易中很少遵守這一標準。同時仍有人支持使用紙幣。1651年發行了約128,000張面值為1000文的紙幣,但在1662年廢除使用。清朝初期建立的鑄幣體係一直延續到19世紀。硬幣上鑄有新銘文,標明每位皇帝的年號及其作為貨幣的功能(表3)。多個鑄幣廠繼續生產硬幣,產量通常很高,乾隆、嘉慶和道光時期平均每年生產約20億枚硬幣。儘管這一產量看似驚人,但與人口規模相比,其規模相對較小,每年人均生產不到十枚硬幣。這表明貨幣經濟有限,許多社會底層和農村地區的交易以實物或信用形式進行。然而,黃銅鑄幣的穩定廣泛供應使硬幣在許多場合中受到歡迎。這一生產規模需要大量的銅,主要來自中國雲南和日本的礦山。與白銀進口類似,大部分銅通過荷蘭船隻從日本運到中國。



白銀的廣泛使用
隨着從美洲進口越來越多的白銀,白銀在政府和商業支付及稅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白銀按其重量和成色計算,以銀錠的形式作為貨幣使用。朝廷和省級政府在多種支付項目中使用白銀,但除了在賦稅收徵收方面有制定的相關標準外(如1724年,雍正二年),並未試圖控制其生產或使用,只是授權錢莊代為生產銀錠。錢莊雇傭鑄造廠將白銀鑄成銀錠,並聘請鑒定人進行檢查和估值(圖147)。每個地區的錢莊商定了銀錠的標準尺寸、形狀和成色。但隨着外國銀幣開始在中國南部以原始樣式使用,清朝貨幣體係開始發生變化。這些銀幣是在西班牙皇家鑄幣廠鑄造的8裏亞爾銀幣,也稱為比索和銀元。最初,這些銀幣經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進口,但很快荷蘭、英國和法國商人也加入其中,他們在歐洲購買西班牙銀幣並將其帶到中國,以購買瓷器、絲綢、黃金和茶葉。進口銀幣在當地使用的最早記錄來自福建省的窖藏,其中包含世紀40至50年代在玻利維亞波托西和墨西哥城西班牙鑄幣廠鑄造的硬幣,以及1590年在西班牙塞哥維亞鑄幣廠鑄造的硬幣。這些窖藏中的硬幣顯然在當地作為貨幣使用,因為一些硬幣上有當地錢莊加蓋的漢字戳記,還有一些被切成兩半、四分之一或其他尺寸,以便支付特定數額的白銀。20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新共和國發行的硬幣在中國貿易中替代了西班牙硬幣。與銀錠類似,朝廷和省級政府並未控制外國銀幣的流通。有一些19世紀中國商人關於外國銀幣的指南得以保存下來。這些指南闡述了如何識別不同的發行批次、重量和特質,以及如何檢測假幣。

貨幣體係的變革
19世紀上半葉,中國貨幣體係開始經歷更深層的變革。道光年間,部分錢莊開始發行以制錢為單位的私票(圖148);231837年起, 臺灣與福建地區率先試鑄地方銀元。1845年,清廷在北京設立五家官銀錢號,發行以制錢為單位的錢票。咸豐時期(1851~1861), 中國貨幣體係進一步變革。受基督教影響的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自稱耶穌之弟。太平軍聯合多支反清勢力對抗清廷,屢次擊退圍剿軍隊。這場戰爭嚴重衝擊了貨幣體係——起義軍切斷了雲南銅礦供應線,使清政府喪失主要鑄幣原料來源。清廷被迫於1853年發行“大清寶鈔”(面值五百文至百千文)和“戶部官票”(面值壹兩至伍拾兩)(圖149a),但至1858年因惡性通脹幾成廢紙。同期,官方造幣廠仿宋代“重寶”“元寶”形制,鑄造當五至當千大錢(圖149b),卻因嚴重不足值而迅速貶值,民間拒按面值兌付。部分鑄局曾試鑄鐵錢緩解銅荒,亦未奏效。太平天國亦自鑄錢幣,雖與清錢同用黃銅,卻鐫“太平天國”國號及“聖寶”字樣,既無清帝年號,亦不署鑄局名。


19世紀中葉,英國干預對華貿易,加劇貨幣混亂。因印度殖民地需用白銀,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導致白銀外流。鴉片毒害民生甚巨,中國官商終起抗爭。1839年,清廷禁煙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恃其船堅炮利,迫使清政府簽訂城下之盟,勒索巨額白銀賠款,將其運回英國,熔鑄為英國貨幣,更強佔香港島,並迫使開放上海等五處通商口岸。
太平天國運動後,清廷雖恢復鑄錢,並保留當十大錢制式,但標準持續縮水 :1892年,每文制錢標準重量從4.2克降至3.6克,1899年再降至2.88克,1905年僅為2.16克(實際更輕)。當十大錢實際重量不足十文,始終折價流通。
在重重壓力之下,清代貨幣體係日漸崩壞。越南私錢大量流入更雪上加霜——這些偽錢多熔毀官錢改鑄,雖同為黃銅,卻分量不足,易於辨別。輸入偽錢者還同時輸入越南、日本所鑄劣質錢幣。清政府無力管控私錢與外國錢幣的氾濫,甚至可能通過減輕官錢重量與之“競爭”。民間錢莊與商號只得自行規定 :凡交易涉及銀錢兌換,私錢混入不得超定成。大英博物館所藏1897年臺灣一貫銅錢(應為1000文),實含963枚,其中官錢僅三成,餘為私鑄及越南錢幣。




通過條約口岸在華經商的外國商人深受混亂幣制之苦,遂敦促清政府採用西式銀幣。1866年英國在香港建成造幣廠,1867年向清廷呈遞試鑄樣幣,提議作為清朝新式鑄幣設計樣幣。該樣幣以重量計值,融合中英元素。如圖150所示,樣幣正面飾射線紋環繞龍紋,銘“上海壹兩”;背面則是頂部飾以皇冠的英國皇家盾徽,外部環繞嘉德綬帶,並鐫有正面中文文字對應的英文譯文,標注造幣廠名“Hong Kong”、重量“566格令”及成色“982‰”。提案被拒後,香港造幣廠設備遷至大阪。
1887年,廣東省地方政府獲准從英國伯明翰喜敦造幣廠引進設備技術,籌建廣東錢局,生產銀圓及輔幣。並聘請曾主持緬甸、哥倫比亞造幣廠的愛德華·懷恩(生產銀圓及輔幣。1837~1906)監督籌建過程。該廠1889年投產,首批銀元於1890年正式發行流通(圖151a)。各省相繼效仿。至1899年,清廷擬設京師銀元局,但因1900~1901年義和團運動擱置,1903年方於天津開鑄。新式造幣廠同時試鑄銅元,雖面額為當十文制錢,但卻是銀圓輔幣,實際價值隨銀價浮動。當局還試驗以機器衝壓取代傳統翻砂工藝鑄造銅錢,但因成本遠高於面值而未能推廣,唯廣東所鑄少量銅錢得以較大範圍流通(圖151b)。
新鑄銀元雖大量發行,卻始終未能完全取代銀錠與外國流入銀元。除中南美洲各共和國銀元外,美國、日本、法國亦開始專為對華貿易鑄造貿易銀元。在清帝國諸多區域內,這些被稱為“貿易銀元”的外國貨幣與新興的中國銀元及早期流入的外國銀圓激烈競爭。隨着條約口岸開放,清政府被迫允許外國銀行發行紙幣流通。首家獲此特權的是匯豐銀行,該行自1866年起陸續通過上海、漢口、福州、廈門(圖152)、天津及煙臺等分行發行紙幣,並於1907年獲准在北京開設分行發行紙鈔。
在中國發行外國紙幣也促使清廷及各省官府開始效仿西方技術印製發行官方紙幣(圖153)。1898年,中國通商銀行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分行發行銀元券 ;1896年,清廷的鐵路局亦開始發行紙鈔 ;至1907年,清政府戶部更直接設立“大清戶部銀行”發行官票。
清廷在最後的幾十年裏,因內戰和外國干預喪失了對國家的實際控制權,不得不多方面放棄傳統貨幣體係。然而,掌控日常貨幣流通的錢莊和商人們,仍以扭曲的方式維繫着這套體係的運轉。外國商人雖試圖應對這種複雜局面,但多數仍需雇傭中國的貨幣專家(買辦和看銀師)才能開展交易。當時在華的外國銀行家與僑民紛紛編纂貨幣指南,以便同僚們能理解這套畸變體係中衍生出的種種地方性變異,包括千差萬別的銀兩成色、制錢比價的浮動規則等等。唯有掌握這些信息,才能在諸多地方市場中開展交易。在此背景下,許多假幣也進入這一體係。有人甚至將模型師羅伯特 · 瑞迪(Robert Ready)研發的電鑄版技術用於製造假幣。這項技術原本是用於為大英博物館錢幣教學製作錢幣複刻品。這使得贗品以近乎亂真的方式混入流通領域。
新疆與西藏兩地在重新被納入清朝版圖後,始終保持着具有地域特色的貨幣體係。自乾隆年間(1759年),新疆雖鑄造帶有中文年號的制錢,卻採用鉛銅合金而非黃銅材質,背面同時鐫有滿文與維文廠標。至光緒初年,新疆地區割據政權曾鑄造標重“五分”的維文銀幣(圖154a)。清廷收復新疆後,官方延續了這種小額銀幣的鑄造,但改為漢、維、滿三體文字並列。新疆與內地一樣,為應對太平天國運動引發的財政危機,也曾發行銅合金大錢。1889年機器造幣技術傳入後,當地鑄造的銀銅機製幣仍保持漢維雙語銘文,直至清帝國覆滅。
西藏則長期沿用仿照尼泊爾模式的銀銅幣體係。自18世紀末期起,發行按藏式標準鑄造的中文年號錢幣(圖154b)。1902年後,為滿足藏區流通需要,更是仿照英屬印度盧比標準鑄造四川盧比。上面的光緒皇帝肖像替代維多利亞女王頭像,成為中西貨幣文化交融的特殊見證。

中國貨幣的社會文化功能
自秦朝(公元前221~207年)以來沿用兩千年的方孔錢,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自漢代起,錢幣圖案就被廣泛用作財富的象徵。至清代,這種象徵仍在持續應用且盛行,例如將印有錢幣形狀的紙張作為冥幣,通過焚燒傳遞給逝者,供其在另一個世界使用(圖155)。後來冥幣逐漸演變為紙幣仿品和紙板制銀元的形式。
清代盛行使用錢形壓勝錢驅邪納福,這類錢幣多為黃銅澆鑄或銀質手工打造,鐫刻祈求護佑的銘文與圖案。此風之盛甚至促使官方鑄錢局也鑄造此種花錢(圖156),民間亦常在官錢上鏨刻紋飾將其改為壓勝錢。官方制錢還被編串成驅邪的銅錢劍,其中尤以康熙、乾隆年號錢最受青睞——取兩朝帝王長壽的吉祥寓意。
部分民間壓勝錢會摹刻官錢銘文以招祥瑞,如仿製全國各鑄局署名的“套子錢”就被用作旅人護身符。另有專為宗教儀式鑄造的仿製錢幣,用於驅邪或建築開光等場合。清廷有為褒獎軍功而賞銀的傳統,從而產生了專門的銀質獎章——“賞功牌”。這類獎章按特定銀兩標準鑄造,大英博物館藏有一枚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從廈門繳獲的閩浙總督頒賞功牌(圖157)。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清廷及地方督撫開始仿照歐洲勳章形制頒發金銀軍功章,至1882
年,發展成一整套“雙龍寶星”文武勳章係列(圖158)。與此同時,採用歐洲造幣設備製作的紀念章也開始誕生。另外,歐洲傳教士還專門為中國基督徒定制過宗教紀念章。




總結
當歐洲商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得以進入中國並首次開展直接貿易時,他們發現這裏的貨幣體係明顯混亂不堪。面對內戰與外國列強的侵逼,清政府仍固守沿襲數百年的舊制——官方唯一認可的貨幣是黃銅鑄造的制錢,單枚價值極低(每枚理論價值僅相當於0.06英國便士)。理論上這些銅錢應以“貫”(千文)為單位流通,但各地市場慣例每貫實際數量不足千枚,且常混雜非官方鑄幣及外國(越南、日本)錢幣。除銅錢外,人們還可使用成色重量各異的外國銀元,以及中國各地鑄造的形制紛雜的銀錠。當地商人對這種複雜體係駕輕就熟,而外國商人不得不從這些中國商號的雇員中招募錢幣專家協助交易。許多經驗豐富的貿易者撰寫了實用手冊來解析中國貨幣體係,例如1926年由駐滬奧地利銀行家耿愛德(Eduard Kann)編纂的圖錄。
本文借助大英博物館館藏,係統梳理了清代貨幣體係的演變軌跡,並揭示晚清時期這種表面混亂局面的形成根源。這一研究之所以得以實現,既有賴於馬士、嘉托瑪與正綱(Masatsuna) 等藏家於1880年代捐贈或售予博物館的珍貴錢幣收藏,亦得益於編目整理全球錢幣收藏體係的學者——這些努力極大拓展了中國錢幣收藏的深度與廣度。時任錢幣與紀念章部主管的雷金納德 · 斯圖爾特 · 普爾(Reginald Stuart Poole,1832-1895)不僅推動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館錢幣目錄》(BMC)編撰工作,更力主設立東亞錢幣常任策展人職位,卻未能說服博物館理事會。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傳統錢幣學研究的焦點雖集中於硬幣,但正如本文所論證的 :若忽略清代流通領域中形態各異的其他貨幣形式,便無法真正理解其貨幣體係。隨着學界對清代(尤其是最後百年)支付工具複雜性的認知不斷深化,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本館通過納入重要錢幣、銀錠、紙幣、金融票據、壓勝錢等多元藏品,持續完善館藏結構,以期更全面地再現晚清貨幣體係的真實圖景。
晚清貨幣體係的複雜性,既折射出帝國政府的保守姿態,亦反映了外來勢力對中國市場滲透的日益加深。自漢代以降,朝廷始終將鑄造低值銅錢視為管理貨幣體係的核心職能,這一理念深深植根於中國的鑄幣起源神話——約成書於公元前26年的哲學著作《管子》(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先秦)記載,鑄幣之發明本為賑濟災民,使百姓可購糧度荒而不必鬻兒賣女。這種“鑄幣乃政府惠民之責”的古樸觀念,始終主導着清代的貨幣政策。
當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時,雖被納入貨幣流通體係,卻始終游離於政府監管之外(除徵稅環節外)。市場力量與外國政府屢次遊說清廷改革幣制,試圖建立一套西式貨幣體係,但該體係仍由清廷掌控,卻屢遭抵制,直至188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加劇財政危機後,清政府才被迫屈服。此時帝國治理已陷入混亂,各地商號錢莊把持着非鑄幣白銀的流通,地方督撫則主導着西式鑄幣與紙幣的推行,導致西式貨幣體係也呈現四分五裂的態勢。即便是中央控制的黃銅鑄幣體係亦遭破壞——國內私鑄錢與越南流入的劣錢嚴重衝擊官方貨幣。
清王朝的覆滅並未改善這一局面。20世紀上半葉,中國貨幣體係在政治動盪與戰爭影響下屢經更迭,直至1948年人民幣誕生,後又於1955年完成幣制改革。